在“文革”那个残酷的年代，活着没有什么光荣，死亡也并不可怕。死是容易的。许多人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会义无反顾地选择自杀，原因在于，比死亡更可怕的事物出现了。

　　1966年7月，老舍病重，大口吐血，住进了北京医院。8月23日，他挣扎着出院，像往常一样去北京市文联上班。刚踏进大院，一位负责指挥的女红卫兵就发现了他，马上大叫起来：这是老舍！他们的主席！大反动权威！揪他上车！来不及做任何的申辩，老舍就和肖军、骆宾基、荀慧生等人一起，被拉到一个焚烧文化局戏曲道具的现场，接受批斗。他们被挂上各样的牌子，跪在火堆周围，要他们接受“革命之火”的洗礼，67岁的老舍支持不住，晕倒在地……

　　没有同情，没有怜悯，反而认为他态度不老实———苏醒后的老舍，遭受的是新一轮折磨。因为怕出人命，市文联设法将老舍接回，不料，文联大院早就有数百名红卫兵守在门口，迎接他的又是新一轮的皮带、拳头、凉鞋、唾沫……

　　士可杀而不可辱。他决定不再低头忍受，不再为自己辩护，他抬起血迹斑斑的头，愤怒地扔掉手中的牌子。

　　当然是新一轮的批判，当然是审问到深夜，当然是勒令他明早必须带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到市文联接受新的批斗。回到家中，当他夫人帮他清洗伤口时，老舍冷静地说：人民是理解我的。

　　这个时候的老舍，内心已经作出了抉择。他一夜没睡。

　　第二天，老舍没有举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去文联，而是带着他亲自抄写的毛主席诗词去了北郊的太平湖，他在那里坐了整整一天。晚上，他望着映满星光的湖水，终于向着湖心纵身一跃———堪恨秋肃夺英魂，秋水无情也吞声！

　　当个人面对整个时代的压力时，个人是非常脆弱的，不能苛求他与整个时代对抗，除非少数特别伟大的心灵，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为生存的尊严而自杀，我们容许妥协。但老舍选择了自杀，选择了与水合作，他决不妥协。他的死，为活着挽回了尊严，却将耻辱留给了1966年8月24日晚上的中国，留给了他身后还有良知的中国人。

(责任编辑：李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