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史的精彩

　　近来，每日看一集美剧《The West Wing》，对美国的政治运作增加了不少“感性认识”，印象最深者，则属剧中无时不有、无地不在的权力征逐与利益交换——白宫与国会；白宫与各州；总统与副总统；美国与外国；执政党与在野党；乃至白宫内部各机构之间，莫非折冲甚至决斗之所。既云征逐，既云交换，则自然是王霸杂用，软硬兼施，其间，连横合纵之事，雄猜愎忍之心，屡见不鲜，叹为观止。但是，此剧决非仅对“阴谋论”进行图解、渲染，以求耸人观听而已，其实别有深意存焉。惟此文不是娱评，亦非政论，欲探究其意，试作解人，请俟诸异日。

　　今日之所以要用美剧“起兴”者，乃在于引出这样一句话：“（政党）派系间之妥协与整合，其实正是决策行为的本质”。此语出自台湾学者林文仁撰《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以“帝后党争”为中心的探讨》，实即其书研讨甲午战争前后晚清政局的主旨与原则。自太平天国战争结束，清廷中枢先是发生了恭（亲王）、醇（亲王）之争，同时亦有“南北之争”——分别以翁同龢与李鸿藻为代表。前者，是满族亲贵之间的权力重组，后者，则是军机处汉族大臣之间的路线对抗。待至光绪十年（1884）后，恭退醇进，西太后获得“代理人战争”的胜利；南盛北衰，翁同龢为光绪帝培植出一众新锐，于是，“帝后党争”之局业已形成。嗣后，甲午惨败，隐为后党干将的李鸿章及其“淮系北洋”黯然失色，以翁同龢为首之帝党则羽翼渐丰，终于造就帝、后两党之间的决斗——戊戌变法。变法失败，既标示“后党”独大，派系之争告一段落，也意味着嗣后“决策行为”的本质将不再是“派系间之妥协与整合”，而变成了肆无忌惮的独裁政治。林氏之书，即节取光绪十一年至二十四年（1885——1898）间的中枢政事，振领提纲，钩玄抉要，绘出一副仔细而生动的历史图画。此外，值得一说的是，此书不仅在史料辨析、史事考证方面追求尽善尽美，胜义纷呈，即遣词造句之微，亦力求与惯见于当代论文专著中“自国中后便无甚进步的文字驾驭能力”划清界限，故全书以浅近文言写成。鄙见，其文虽未必能获得典雅整饬、文情并美的赞语，甚而不免于语病，但在学术著作普遍不讲求（或曰无力讲求）可读性的今天，终不失为文质彬彬之作，值得一看。

　　林氏之书属于政治史范畴，而政治史研究在今日学界绝不时髦。今日之显学，盖多以社会学的手法，辅以各类“理论框架”，任意编排史料，造为各种“新史”、“新学”，初见惊其新颖，细究则不知所云，自欺欺人。尤有甚者，以“细分”、“重写”之名，掩其“学术侏儒”之陋，画地自限，误人误己。究其根源，则莫非以“代际兴替”为藉口，造成“派系分立”的虚假繁荣，从而争取“话语霸权”及“制度资源”。惟权与利最能动人，学界亦未能免俗；这既是前数十年政治史研究一枝独秀的原因，也是今日日趋低落的背景。此外，政治史之不昌，还有一个原因，如大陆学者桑兵所言：“近代好参与政坛角逐的官绅，大都心术极深，难以探测。非心智过之且能由政治角度予以理解同情，无法透视其内心思维，也就无从判断其外在言行。这可以说是对学人智慧耐力的极大考验。学人不察，一味借‘新史学’开辟新领域之名，实则避难趋易，而心存取巧”（所撰《庚子勤王与晚清政治》之《绪论》）。有鉴于此，桑氏坐言起行，以“充分解读史料”为法，以“理解同情”为心，不骛新而能出新，不求异而能自异，遂将康、梁维新派在庚子义和团事变之际的曲折心事与隐秘行事，和盘托出，庶几为“改写”“晚近历史”作出一分贡献。

　　当然，在重视解读既有史料的同时，亦不能不有待于新史料的问世。旅日学者孔祥吉在日本外务省、防卫厅等处搜集大量近代史料，详审精绎，汇为一书，名为《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所谓“中日结盟”，是说戊戌政变后，康、梁逃至日本，西太后必欲得之而甘心，乃不惜向两年前尚为敌国的日本示好，特遣密使，以“结盟”为名，行“捕逆”之实。但是，日方并不领情，俄国闻风即示抗议，所遣密使亦不足担当重任，盟事终于告吹。惟此事全由西太后直接操办，属于当日“秘密政治”之一种，知者甚少，非经孔氏于百年后钩沉探隐，则雪落无痕，青史成灰矣。此书另载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事，亦极可观。何氏厕身最早“走向世界”的中国外交家之列，在日期间，尝因琉球事件与日方据理力争，时论多加褒扬。但据孔氏发掘的史料，返国以后，何氏曾数次明码标价，向日本人出售国家机密。既有证据，则“使人对何氏的人品顿生疑惑”。然若以此与季南撰《英国对华外交》所谓“日本能随意使用中国的每件秘密公文”（其书第29页）对勘，则当日之“汉奸”犹恐不止何氏一人；当政治昏暗之世，援法不责众之义，则何氏所为亦有其必然性，毋庸厚责耶？

　　历史本身之精彩，远胜于文艺家之虚构。惟欲重现历史之精彩，究非博采群籍、善勘同异、能体人情之学者莫属，此外，整洽的结构、流美的叙述以及精当的评议，亦不可或缺。观乎以上三书，洵然。

(责任编辑：王玉晖（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