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须要节制，这是现代的事，在中国古代并没有这一说。恰恰相反，在中国古代，人口的多少，乃是反映社会是否稳定，生产是否发展，经济是否繁荣的一个综合指标。汉、唐之称为盛世，人口大约都在5000万左右。

　　从王春瑜主编的《中国文化小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上看到这样的一个材料：宋徽宗大观四年，全国共有2000多万户，是北宋初年的5倍之多，按每户四五人计算，大观四年的人口在1亿左右，是被称为太平盛世的汉或唐的人口的两倍。北宋的版图远远小于汉、唐，但人口密度远远超过汉、唐。由此可见，宋徽宗时的经济并不坏。

　　宋徽宗其实也还算重视经济建设。别的不说，就是宋代两大水利工程之一，能灌溉关中七个县350万亩农田的丰利渠，就是在宋徽宗大观二年兴建的。宋徽宗甚至还亲自撰写《大观茶论》，这在历代帝王之中并不多见。

　　耐人寻味的是，北宋之亡，恰恰就亡在宋徽宗的手中。其个中原因，即从《中国文化小通史》宋代卷所提供的史料看，大致也能看出一个子丑寅卯。

　　北宋时期，商品经济迅速发展，重农抑商的传统受到极大冲击，商人社会地位的急剧升高。几乎与此同时，商人同皇室、贵戚和官员联姻，商人向官府交钱纳款为自己谋取官职，以及官员兼营经商甚至公开贩卖由官府专卖的茶、盐来谋取暴利也成了普遍现象，连军队经商都成为时髦。中国的商品经济在其萌芽阶段，就显出了这种官商勾结的畸形病态。

　　宋代出现了许多拥有巨额财富的大商人。早在宋真宗的时候，宰相王旦就说过，在开封城里的商人中，家产超过10万贯的比比皆是，超过百万贯的也不少见。到了宋徽宗时，富商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由于官商不分或官商勾结，同样拥有巨额财富的“大官人”也同步增长。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百姓，受到层层盘剥，自是穷的更穷，两极分化严重。北宋末年，朝廷又发行了大铜钱和劣质的夹锡钱，并硬性规定大铜钱当10文使用，夹锡钱当2文使用，致使原先通用铁钱大幅贬值，甚至弄到20文铁钱才能换得一文铜钱，这种人为制造的“通货膨胀”，对于底层的广大劳动者，更是一种剥夺。

　　宋徽宗时的腐败也很突出。首先是宋徽宗，史家称其“机巧多技，大兴土木，穷极淫乐，天变民怨”。没完没了的花石纲就是由他的“大兴土木”所引出来的。朱缅之流当然也可以借着采办花石纲中饱私囊，蔡京之流还可以弄出什么生辰纲，如此腐败敛财，方才搞得“天变民怨”，使得宋江方腊揭竿而起。

　　对于政局乃至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状况当然很重要，经济的崩溃导致政权崩溃社会无序的例子也不少；但以为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了，一切矛盾就都跟着缓和化解，显然是片面的。

(责任编辑：李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