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大学中文系教授 曾大兴

　　近年来，许多高校都传来大学生自杀身亡的消息。据《北京青年报》报道，仅在1995年，北京地区高校就有14名大学生(含研究生)自杀。今年2月20日、22日、27日和3月1日，不到10天的时间里，在某高校就连续发生了四起自杀事件，除第二起是一名职工外，其余三起都是学生，包括一名本科生和两名研究生。有人惊呼，大学生自杀具有暗示性和传染性。有人统计，目前我国大学生的自杀率，已经达到万分之四。这个比例虽然不及世界的平均数(世界平均自杀率为万分之七至万分之八)，但也足以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因为悲剧并没有到此为止。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教师陈志霞等运用“自杀态度调查问卷”，采取分层抽样方式，对1010名大学生的自杀意念与自杀态度进行调查，结果发现有轻生念头的学生占10.7%。

　　北京联合大学信息学院学生程小龙，在北京四所高校发放了200张问卷，专门调查大学生的自杀问题，在所收回的189份有效问卷中，有近三分之一的被调查者承认自己有过自杀念头。

　　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年轻的学子选择了死亡？

　　有人总结说：心理障碍、生理疾患、学习和就业压力、情感挫折、经济困难和家庭变故，是导致大学生自杀的几个主要原因。南京市“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中心”的一份调查显示：恋爱挫折和学习压力这两项，分别占了大学生自杀原因的44.2%和29.8%。有人由此而强调指出：高等学校要加强学生的心理咨询和心理辅导工作。例如按照国际惯例，每1000名大学生，就要配备一名心理咨询师，而在我国，5000名大学生，还不能拥有一名心理咨询师。

　　具体诱因不是根本原因

　　我认为，心理障碍、生理疾患、学习和就业压力、情感挫折、经济困难和家庭变故等等，都只是导致大学生自杀的具体诱因，而不是最根本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直言之，就是我们的文化出现了偏差。如果不深刻地反思和有效地调节我们的文化，即便是增加再多的心理咨询师，哪怕是100名大学生配备一名心理咨询师，也是无济于事的。这个道理很简单。当一种疾病流行的时候，增加再多的医院、再多的医生，也只能起到治疗和抢救的作用，并不能控制疾病的发生和蔓延。而控制疾病发生和蔓延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有效的疾病预防体系。中国人不像欧美人那样，能够大大方方、从从容容地去看心理医生，去接受心理咨询。一个人一旦被人发现去了心理咨询室或心理门诊，就有可能被他周围的人视为有问题的、不正常的人，这对他的就业、晋升、恋爱、交友等等，都会带来严重影响，这是中国的民族习性所致，不是短期内所能改变的。许多大学开设的心理咨询室，实际上是门可罗雀，形同虚设。因此，我们提倡心理咨询，但是至少在短期内，我们不要对它抱太多的希望。

　　东方文化精髓：上善若水

　　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调节机制。尤其是像中国文化这种世界上最古老、又最有生命力的文化，它的调节机制是很完善的。中国文化的调节机制是什么？简而言之，就是刚柔并济，阴阳互补，有张有弛，有进有退。这种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韧性，它的伸缩性。例如儒家文化，这是一种“进取型”的文化，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文化，也是一种非常功利的文化。这种文化所培育出来的人，往往带有一种刚性，有强烈的进取心，有坚强的意志，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同时，也有难以抑制的出人头地的思想，或曰功名之念。这种文化的缺点是刚性有余而柔性不足，有张而没有弛，知进而不知退。它的特点就像山，山的峻拔、坚定、强悍是令人尊敬的，但是它的过于质实，缺乏灵性，不能妥协，使它难以避免被斫伤、被摧毁的命运。儒家文化的这个先天性不足是由道家文化来弥补的。道家主张“无为”。这种“无为”当然不是一切都无所为，不是永远都无所为，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当为则为，能为则为。这是一种柔性的文化。它的特点就像水，水的最终目标是流向大海，它的进取性是不用怀疑的。但是如果它的前面出现山峰，冲不过去，它就会拐一个弯，迂回曲折地向前。它不会硬着头皮往前撞，它是不会被斫伤的。所以古人说：“上善若水”。被水文化所培育出来的人，往往既有进取精神，又懂得适当的妥协、迂回与退让；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

　　儒道互补的中国文化是一种很成熟的文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文化能够达到这种刚柔并济、进退自如的境界。所以有学者非常自信地说，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最终会向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靠拢。以“西部牛仔精神”为核心的美国文化是一种“进取型”的文化，这种文化往往只知进而不知退。这种文化有利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建设，但是面对后工业化和后现代化的诸多问题，它是很难拿出一套有效的解决办法的。中国的医药、气功、武术、书法、绘画、文学、语言、戏曲、烹调、茶道、哲学、禅宗等等一系列刚柔并济、阴阳互补、有张有弛、有进有退的精神文化，越来越多地受到美国人的喜爱甚至膜拜，就是最好的证明。

　　“刚性文化”使人心力交瘁

　　不能否认，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它先天性的不足。儒家文化对人的个体需求的漠视，对自然科学和物质利益的漠视，道家文化的消极、懒散等等，对工业化、现代性的建设是有一定的阻碍作用的。所以改革开放近30年来，许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总的来讲是否定多过肯定，摒弃多过弘扬。有的人甚至偏激地把中国近一百年来落后挨打的历史，都归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头上。近30年来，在中国的城市所大受追捧的，其实并不是我们所拥有的刚柔并济、进退自如的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而是经港台文化筛选过的美国文化，这种文化和“刚性有余而柔性不足，有张而没有弛，知进而不知退”的儒家文化形成怪诞的组合，它的不成熟性是显而易见的。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永不言退”、“永不言败”、“永不服输”等等，成了使用频率最高的、也是最受赞扬的大众用语，而“妥协”、“退让”、“等待”、“放弃”等等，往往成了保守、落后、平庸、无能的代名词。只知有进，不知有退；只知有赢，不知有输；只知有取，不知有弃，只知有刚，不知有柔。这是一种竞争性极强、功利性极强、荣誉感极强的文化。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一个城市人的人生目标，往往被锁定在上最好的幼儿园、最好的小学、最好的中学、最好的大学，然后找到最体面、收入最高的工作，找到最合适的伴侣，建立最富有的家庭，过上最幸福的日子，然后生下最聪明的孩子，再把孩子送进最好的幼儿园……许多人都在为了这一连串的“最”字而劳碌奔波，甚至心力交瘁。

　　现在的许多大学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被这样的文化熏陶、灌输、培养出来的。我把这种文化称之为“刚性文化”。这是一种不知疲劳的文化，但实质上，却是一种最容易疲劳的文化。疲劳过度，就是断裂和死亡。大学生的自杀，就是死于这种不知退路、不懂迂回、不肯妥协的“刚性文化”。如上所述，选择自杀的大学生中，有44.2%的人是因为恋爱受挫，他们不明白爱情原来是可以等待的，可以选择的，甚至是可以放弃的，他们所接受的“刚性文化”告诉他们：一定要得到他(她)，得不到，宁可死。

　　“指标文化”逼出造假成风

　　“刚性文化”是一种竞争性极强的文化。竞争得有目标，目标的量化，就变成了“指标文化”。我们现在评价一个人，多是用一些人为的指标去衡量。例如什么是最优秀的学生？最常用的指标就是考试的分数；什么是最优秀的老师？最常用的指标就是学历、职称、论文、科研项目、获奖的级别与数量等等。如今的大学校园，实际上就被这种“指标文化”所笼罩、所控制。事实上，有指标，就会有弄虚作假。因为指标不是人人都能达到的。如果人人都能达标的话，还定什么指标呢？但是许多人都想获得最大的利益和荣誉，于是就造假成风，而媒体所披露的造假事件，还只是冰山一角。造假的结果，是那些真正有才华、有能力、有贡献的人，往往玩不过那些并没有真才实学、并没有实质性贡献、而擅长于公关行贿的人。这样一种真假莫辨、好坏难分的“指标文化”环境，连那些上了年纪、有些人生阅历的教师都难以承受，那些单纯而脆弱的大学生就更不用说了。选择自杀的大学生中，有29.8%的人是因为所谓“学习压力。”其实学习是不应该有多大压力的，学习应该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自由自在地吸收人类的知识和智慧，为我所享所用，能不快乐吗？事实上，真正的压力不是来自学习本身，而是来自考试的分数。不少大学生因为研究生入学考试没过关而自杀，因为英语四、六级考试没过关而自杀，说到底就是“指标文化”害了他们。难道考不上研究生，过不了英语四、六级，你就连做人的资格也没有了吗？这个道理原是很简单的，但是“刚性文化”以及由它所派生的“指标文化”导致他(她)不能回头想，也不愿意回头想。他(她)只有一条道走到黑。

　　“刚性文化”和“指标文化”渗透了我们的大学校园。所以检讨大学生的自杀问题，一定要反思和调节我们的文化。要把“刚性文化”和“柔性文化”协调起来，把“指标文化”和“非指标文化”协调起来。

　　原载《广州日报》转自新华网（J-04）

(责任编辑：李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