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档案

　《老照片》1996年12月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创刊，至2001年以前为季刊，2001年改为双月一辑，并交邮局发行。《老照片》是国内第一家以图片为主的刊物，要求“文章须围绕照片撰写”，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有国外学者做过专门研究，其发行量最高时达五十多万份。在出版界，《老照片》的出现被看作是进入“读图时代”的标志性事件，它的意义在于既反映出大众阅读趣味的转变，又以崭新的出版思路拓展出巨大的市场和阅读空间。

　　■人物名片

　　冯克力1954年生于济南，早年当过兵，做过工，后供职于山东画报出版社，1996年起受命创办《老照片》，任执行主编至今。著作《感言〈老照片〉》即将出版。

■老照片中精彩的老照片

“眉来眼去”的蒋介石与宋美龄。摄于1947年。

1890年，赴德国学习军事的段祺瑞（左二）等五名中国学生在德国教官的指导下，学习操炮。

1935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女教师带着孩子们在草坪上做游戏。

　　一人构想刊物面貌

　　1994年，山东画报出版社刚一成立，即倾其人力与物力出版了《图片中国百年史》。

　　这是一部以照片为主，配以简洁的文字，反映1894-1994年中国历史的大型画册。

　　我作为责任编辑之一，参与了《图片中国百年史》的编辑工作。在编这部画册的过程中，我们征集和接触到大量的历史照片。当时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到的历史照片计有5000多幅，而实际选用到书里的只有2700多幅，一些摄影语言很丰富、很有意味的照片，或因离历史主线较远，或因牵涉到一些较为敏感的问题，未能选用。怎样将这些历史照片利用起来，成了一段时间里大家经常谈论的话题。

　　大约在1995年八九月份的时候，出版社的总编辑汪家明提议出版一种丛书，讲照片背后的故事。最初他想了两个书名，一个是“往事与回忆”，另一个是“老照片”。听他说了之后，大家都觉得还是叫“老照片”好。正赶上要讨论制定下一年的图书出版计划，便将《老照片》也列在了里面。那时，大家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样一个看似不经意的创意，竟带动了中国“图文书”出版的热潮，并一举树立了山东画报出版社在业界的形象。

　　1996年元旦过后不久，汪家明让我组建《老照片》编辑部，专职创办《老照片》；创办期间先由我一个人来做，待做成了，再根据工作需要增加人手。为了减轻我的压力，汪家明还承诺，第一年作为创办期可以免除我的经济创收指标。

　　见我一时未表态，他让我认真考虑考虑，过两天再答复他。

　　我很快便决定承担这件事。一个多星期以后，我草拟了“《老照片》（丛书）出版构想”。“构想”对《老照片》计划开辟的专栏，一一作了描述。其中最能体现《老照片》主旨的专栏有四个。一是“旧事重温”，其表述为：“就历史上的某个事件、某种现象或某种时尚，且忆且感，以温故知新。”重在强调对历史的重新审视与反思。二是“故时风物”：“旧时的景物民情，总有让人追怀的地方。”突显了怀旧的基调。三是“私人相簿”，意在为私人化的历史叙述开辟一方园地。四是“秘闻片影”，通过照片披露历史上鲜为人知的故事。

　　应该说，经过以上的“勾勒”，《老照片》从内容到形式已有了一个可以想见的面貌。

　　摄影版的《读书》

　　1996年8月，《老照片》第一辑进入装帧设计阶段。

　　《老照片》作为一种新的图书样式，既是图文紧密结合的，在视觉上又要突出照片，是介于画册与图书之间的一种读物。在此之前，不光我们社里没有出版过这类书，市场上也没怎么见过。对于图书的装帧设计来说，《老照片》无疑是一个新的课题。

　　最初的版式设计不很成功，虽几易其稿，仍不理想。社里最后确定改由蔡立国来做《老照片》的装帧设计。汪家明建议蔡立国好好看看《读书》，从中得一些借鉴。《老照片》第一辑出版后，在北京请几人小聚，刚卸任《读书》执行主编不久的沈昌文公也在座。递上一本《老照片》，沈公随手翻了翻，笑了：“像《读书》啊！”又过了没多久，便有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老照片》是一本“新《读书》”，是“摄影版的《读书》”。可见，有这种感觉的，并非沈公一人。

　　说起压在像框上的那两片红叶，还有一段小小的插曲。当时翻遍了各种画册，一直没找到合适的红叶可用。有一天上班的路上，我见地上落了许多法国梧桐树叶，时值深秋，树叶黄里泛红，便随手拣了几片交给了蔡立国。偶然拣来的这几片树叶，居然派上了用场，成了《老照片》一个醒目的标志。

　　1996年12月下旬，《老照片》第一辑正式出版。这时我们想到了《新体育》杂志社。之前我们之间有过一些合作，它们有个叫《搏》的刊物一直走书摊发行，有一个遍布全国的发行网络。见了书，他们起先有些为难，怕不好卖，收不回款来。我对他们说，你们别担心回款的事，先把书发下去，摆到书摊上再说，万一就是卖不出去回不来款，也没关系，权当我们缴了学费。当即商定每辑给他们发五千册过去，连试三辑。假如书该摆到的地方都摆上了，还是没人买，我们就放弃这个选题，不做了。结果，书发出去半个月以后，有些地方的批发商便打电话给《新体育》，要求加货。

　　《新体育》方面迅速将这一信息告知我们，我们遂将库存的一千多本给他们发过去，同时安排印刷厂又加印了一万册。

　　不出一个月，加印的一万册书又发完了。到第二辑《老照片》出版的时候，短短三个月里，第一辑《老照片》已经加印了三次，累计发行四万册。而国内各种媒体对《老照片》的关注，也已是铺天盖地，应接不暇。我们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私人化的历史叙述

　　《老照片》出过两辑之后，始有自然来稿。自然来稿中，以谈家世者居多，这些稿件大多用在了一个叫“私人相簿”的栏目里，使得私人化的历史叙述成了《老照片》的一个显著特色。第二辑《老照片》出版后，包头一位年届八旬的白永达先生寄来一幅家中珍藏了七十多年的老照片，是1920年前后白洋淀一所女子小学师生的合影。照片上有作者的两位姐姐。作者在信中写道：“……中国历史资料文物的湮灭，到‘文革’可谓登峰造极，以至有些中国历史资料，外国人保存得比我们还多或全，言之伤心……我存的这张老照片，正虑其日后存灭，恰好交贵社出版。”白先生的“虑其日后存灭”，差不多道出了大多数作者将家藏老照片寄来发表的普遍心理。

　　在《老照片》的作者里面，许多人以前从未发表过只字片语，真正是“老百姓讲述自己的故事”。这种现象，在别的书刊中恐怕是不多见的。有个叫邱三宝的农村青年，在武汉一所小学外面租了一间房子给人裁剪衣服。那期间他寄来一张他父亲60年代在武汉长江大桥上的留影，讲述了其父不安于当农民，多年在城里闯荡，以期改变自己命运的经历。文章随手写在几张质地粗糙、没有线格的白纸上，想来这些纸张是他平时用来画服装草图的。稿件刊出后，我们给邱三宝寄去稿酬和照片，却被邮局退回，回执上写着：“此人已走。”几年过去了，我们依然没有得到这位与其父有着共同理想与追求的农村青年的消息。这些年里，先后为《老照片》供稿的作者已不下数百人，几乎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应该说，还没有谁留给我们的印象，像邱三宝那么刻骨铭心。

　　与台湾的老照片收集者“偶遇”

　　一段时间里，个人家世类一度在《老照片》上占了过多的版面，我们开始有意地在内容方面做一些调整。正在这时，我接到从北京打来的一个电话。对方自我介绍叫徐宗懋，在台湾的媒体工作，这次来北京在三联书店买到了一至四辑《老照片》，觉得不错，但感觉照片的画质还不够好。徐先生说自己是历史爱好者，这些年一直在收集和研究老照片，很愿意为《老照片》提供稿件，还颇为自信地说，他很了解内地的读者喜欢看什么。

　　大约半个月之后，徐先生寄来了他的第一组稿件———《蒋经国与他的家人》。诚如徐先生所言，照片的画质确是内地所见同类照片中难以达到的，文中披露的史实也为内地的读者所喜闻乐见。从那以后，徐先生便几乎每辑不落地为《老照片》供稿了，从30年代的中国饥荒到50年代台北的反美风暴，从胡适与蒋介石的交往到“孙立人案”始末，从呈现存放在台湾的抗战图片到回溯1948年的“国大”选举……

　　后来，联系接触多了，才知道徐先生在台湾并非等闲之人，他是台湾发行量最大的一份报纸的副总主笔，是岛内知名的时政专栏作家。他虽生于台湾，却有着强烈的中国历史文化情结，对内地的现状也颇为关注并有相当的研究。可见，他的稿件能引起内地读者的兴趣，并不是偶然的。尤其可贵的，还是徐先生收集历史照片的浓厚兴趣和对照片的敏锐感觉。几年来，徐先生通过各种渠道收集的历史照片已逾万幅，每次来内地，徐先生都带来一些他的收藏，与徐先生一起翻看他带来的照片，听他指点着照片，娓娓道来，真是一大乐事。这两年，徐先生还成了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的常客，每次去都大把花钱，满载而归。以至那些贩旧照片的都认识了他，徐先生个头又高，一出现在市场上，远远地便有人冲他打招呼。后来，徐先生创建了一个文化公司，专事历史照片的研究与开发，成就了一份事业。

　　口述：冯克力 采写：本报记者 张弘

　　（本版图片由冯克力提供）

(责任编辑：李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