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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美双方约定和协议，协和医学院方面和美国公使馆就转移事项作了周密安排。11月初，魏敦瑞的助手胡承志和解剖科技术人员，将包括山顶洞人在内的“北京人”标本装进了两个木箱——这木箱并非临时定做，原本就是头盖骨等文物的包箱。
那是两个白茬木箱，一大一小。胡承志非常细致，箱子用棉花、棉纸铺垫，继而大盒小盒相套。包裹的很是严密，外面分别标有“A”、“B”字母。
这里，我们要介绍一下胡承志老人——
胡承志生于1917年，父亲曾是著名抗日同盟军将领吉鸿昌的副官。父亲中年病逝，家境困难，刚上中学的胡承志只好辍学，寻找生活出路。1931年3月5日，只有14岁的胡承志到新生代研究室做童工，比贾兰坡还早来一个月。胡承志先是给布达生做杂务，借书、送信、领东西，他聪明勤快，受到大家的喜爱，不久被确定为练习生，开始辅助实验和整理科技资料、物品。聪捷好学的胡承志对古生物和做模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34年3月15日，布达生心脏病猝发病死在办公室，之后，魏敦瑞来了，胡承志得以参与科研并制作古生物模型。这位年轻人十分珍惜自己的工作机会，悉心学习钻研，自修了化学、古生物、地质学等学科，专家指导为辅，自己学习为主，有时上午模型做不完或是工作中遇到难题，午饭都来不及吃，一直坚持到晚上，甚至经常带着问题回家研究，经过学习和实践，胡承志成为公认的模型专家和研究人员。后来，他从事过恐龙、元谋人的研究，是贵州龙和山东龙的发现者之一，并出版了专著，用老人家自己的话说：“我做模型是出汗出出来的。”因此，把古生物专家胡承志说成童工和技工是不正确的。
“北京人”是协和医学院和新生代研究室的镇家之宝。关于包装，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鉴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野心已经暴露，担心化石安危的科学家们对珍贵的化石就加强了防护措施——包裹装箱，据胡承志记忆前后共包装过两次：第一次是事变之前，将“北京人”头盖骨等珍贵化石包装两箱，以便紧急时迅速转移；1937年八九月份，日本人已经进城，那时协和医学院还能正常运转，为了继续研究工作，又把箱子打开，取出化石存放在保险柜中。而那两个箱子和包装用的小木盒以及纸张和填充材料之类，一同放在办公楼三楼的存物处。1941年初冬，美中双方协同转移达成之后，胡承志还是使用当时那两只木箱，因为有钢琴大小，颇有分量，一人搬动困难，胡承志就请解剖科的吉延卿帮忙，搬到下面。由胡承志装箱。由此，在协和医院新生代研究室作技士的胡承志成为最后一个见到和摸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中国人。
半个多世纪后，耄耋之年的古人类学家打开了久远的记忆。
胡承志老人说，——
“包括‘北京人’头盖骨在内的周口店化石是我亲手打包装箱的。装好之后，我把箱子送到时任北京协和医院总务长博文的办公室。”“化石装箱时间大约在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18天到21天之间，也就是3个星期左右。”对于这一时间，胡承志表示，他事后曾与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发现者裴文中一起回忆过。
胡承志说，1941年11月的一天上午，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魏敦瑞 当时已经返回美国 的女秘书息氏白突然通知他，要把“标本装箱运走”。当天下午，他找到裴文中，问该怎么办。裴先生答，那就“立即就装”。第二天，胡承志请协和医院解剖科技术员吉延卿帮忙，两人将“北京人”化石装箱。
“化石被装在两只没有上漆的白色大木箱里，一大一小。大的长48英寸、宽22英寸、高11英寸；略小一点的木箱长45英寸，宽和高均为22英寸。”胡承志说，这些情况他曾在1977年3月给贾兰坡院士的信中提过，所以记得非常清楚。
有关“北京人”化石下落的一种说法——截获火车的日本人由于不懂化石价值而将之砸烂或扔掉，胡承志认为可能性不大。“因为化石包装得极考究，整整包了6层。但凡有点文化的人，或者有些好奇心的人，即便不完全了解化石的真正价值，也不会轻易将之丢弃。”而且，胡老认为，日本人纪律严明，下级遇到可疑情况一定向上级汇报。
我将化石从保险柜里一件件取出，给每件化石都穿了6层“衣服”：第一层包的是擦显微镜用的细棉纸；第二层用的是稍厚的白绵纸；第三层包的是医用吸水棉；第四层是医用细棉纱；第五层包的是白色粉莲纸；第六层用厚厚的白纸和医用布紧紧裹住。包完之后将化石装入小盒，并用棉花将小盒填满。木箱内6面都垫有弹性很好的黄色瓦垄纸数层。小盒逐一放入木箱后再用木丝填满。化石全部装完后，封盖、加锁，并在两个木箱的外面分别标上CASE1和CASE2的字样。
至于化石装箱以后的事情，胡承志听裴文中说过，送到总务长办公室的两个木箱当天就转送到F楼4号保险室里，过了一夜又被送走，但不知道运到哪里去了。“自从我将两个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送到博文办公室那天起，就再也没有见过它了。至于化石的确切下落，我更是一无所知，而且恐怕再也没有一个中国人知道了。”胡承志说箱子先是放在协和医院总务长博文的办公室，随即运到了当时的美国驻北平领事馆，由詹森大使委托美国海军陆战队带出中国，交给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暂时保管。
这里，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外方的一个重要当事人，魏敦瑞的秘书息氏白女士。
据胡承志老人介绍，魏敦瑞是犹太人，息氏白也是犹太人，她父亲早年在南京一带行医，与魏敦瑞熟识，胡承志认为，“息氏白到协和的新生代研究室工作，不是凭的真本事而是关系，”因为魏敦瑞和息氏白都是犹太人。魏敦瑞离开中国去美国后，作为秘书，息氏白依然负责有关魏敦瑞的事务包括处理文件和信件。最重要的是，息氏白掌管着储藏“北京人”保密室的“钥匙”。
胡承志老人解释说，其实没有什么“钥匙”，只是保险柜的密码，协和医学院控制在美国人手里，“北京人”实际上一直掌管在魏敦瑞手中。魏在北平时，由他自己亲自掌握密码，中国人一概不知。没有中国人能够打开保险柜。在魏敦瑞走后，息氏白掌握着保险柜的密码。只是，当胡承志需要看化石真品的时候，息氏白照例给胡承志开绿灯——因为按照魏敦瑞的嘱咐，胡承志要为化石制作模型，息氏白应该无条件地提供方便。由此，当美方负责人胡顿、博文下达命令，要胡承志装箱之时，显然需要由息氏白打开保险柜。自然，息氏白女士就成为协和见到“北京人”面目的最后一个外国人，也是外籍的第一当事人。
按照中美之间的交涉文件和达成默契，“北京人”按计划行动，由美国海军陆战队护卫，乘北平到秦皇岛的专列到达秦皇岛港，在那里登船——那是美国旧金山经由菲律宾、上海到秦皇岛的海运航班，船名“哈德逊总统号”，预定12月8日抵秦皇岛，该船这一次的主要任务就是接运撤退的美海军陆战队到菲律宾参加保卫马尼拉的战斗，然后返回美国。
为了保密，两件“北京人”的箱子托名是美国军医威廉·弗利的行李。至于弗利本人是否随车押运，有两种说法：一是弗利自己说他来到北平，随车押运；一说他在天津等待，有朋友代他接货。总之，对于这样重要的文物，美国人安排细密、环环相扣，而决不会粗枝大叶、随随便便的。
那么，是怎样在转移中失踪的呢？
按照中美协商和美国公使馆的安排，“北京人”经过协和医学院保密室——美海军陆战队军营——前门火车站几个环节，箱子上标明是美军医威廉·弗利的名字，性质是私人行李。
12月5日清晨，由海军陆战队两名士兵专门护送，跟随美海军陆战队登上专列开赴秦皇岛。列车缓缓驶出，天空雪花飘洒，道路壅雪不畅，列车中间几度停靠，踽踽而行，其中在天津滞留较长，当然也会有人员和物资上上下下。但按计划“北京人”不应下车。8日上午，列车抵达秦皇岛。此时，日本对珍珠港的空袭已经开始，随即，驻在秦皇岛山海关一带的日军突然行动袭击美军，美海军陆战队的列车和军事人员包括美在秦皇岛的霍尔姆斯兵营的人员顷刻成为日军的俘虏，包括“北京人”在内的物资和行李当然成为日军的战利品。
千里之外，原定负有运送责任的“哈德逊总统号”邮轮呢 自从驶出马尼拉以后就在日本舰艇的监视追踪之下，刚刚到达上海海域就在长江口被日舰围追堵截，邮船触礁搁浅，被日舰俘获，根本无法抵达秦皇岛了。以后，日本将缴获“哈德逊总统号”，作为日本的运输船使用了三年，1944年在战争中被美军击沉。
(摘自《双X档案》，李树喜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李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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