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周恩来自述》一书收入周恩来1936年至1972年同外国人士的访谈文章14篇，下文摘自周恩来与美国专栏作家沃尔特·李勃曼的谈话。

　　我从事于革命事业，正如中国一般知识分子一样，经过了从封建家庭转到受西方学校教育，然后变成社会主义者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的祖父名叫周殿魁，生在浙江绍兴，我的家庭近几代祖先都是绍兴师爷。我生在江苏淮安，那是1898年。我的外祖母是淮阴乡下农村妇女。因此，我的血液里还有农民的成分。

　　我的母亲长得很漂亮，为人善良，生了三个孩子——我和两个弟弟。母亲在35岁时因操劳过度患肺痨而死。

　　到了父辈，我们的家庭就中衰了。因此，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10岁、11岁即开始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

　　我出生后，因叔父周贻淦已去世，照传统习惯，把我过继给叔父，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

　　我小时在私塾念书。从八岁到十岁我已开始读小说。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

　　12岁那年，我离家去满洲铁岭，因为当时父亲、伯父都在那里做事。我在铁岭入了小学，六个月后又去沈阳念了两年书。从受封建教育转到受西方教育，从封建家庭转到学校环境，开始读革命书籍，这便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当时，一个历史教员是革命党人，给我介绍读章太炎（光复会领袖）的书和同盟会的杂志。地理教员介绍给我读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

　　后来，戴季陶出了《民权报》，我从它的创刊号读起，直到这个刊物被当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查封为止。那时我十三四岁。

　　15岁（1913年）我入南开中学，这是一个私立学校。学费起初由伯父供给，后来靠学校的奖学金。

　　南开的教育，是正常而自由的。我喜欢文学、历史，对政治感兴趣，对数理也有兴趣。总之，喜欢能说理的东西，不喜欢死记的东西。我经常在课外读许多书。南开有集会结社自由，我组织了敬业乐群会，当主席。一九一五年，参加反袁运动，演说、劝募，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但当时南开全校学生有政治兴趣的也还不多。

　　1917年中学毕业后，我去日本念书，生活费用靠朋友供给。在日本共留学一年半。

　　1919年五四运动时回国，又进南开大学，参加五四运动，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后该报被封，我被捕，坐牢半年。被释后，去法国勤工俭学（1920年）。

　　这个时期，我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但是由于我出身于封建家庭，我开始时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乌托邦的。不过因为我自小吃过苦，懂得生活之艰难，所以很短时间内，即转变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了。这一阶段，在国内曾看到《共产党宣言》，在法国又开始读到《阶级斗争》（考茨基）与《共产主义宣言》，这些著作对我影响很大。

　　（《周恩来自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出版）

(责任编辑：李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