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伊拉克当了８２天人质（之一）

　　吉尔·卡罗尔／文　陶蹊／编译

　　２００６年１月７日，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一大早，我走出我在巴格达的住所，准备去采访。两天前，我确定了今天的主要采访对象——伊拉克最大的逊尼派政党团体“伊拉克共识阵线”的负责人阿德南·杜莱米。具体的采访时间也已经与杜莱米的助手敲定，就在上午１０点整。

　　尽管我觉得这一次的采访任务相对轻松，但是，要长期在动荡不安的伊拉克坚持完成报道任务，对于一名外国记者来说却很艰难，尤其是像我这样的自由撰稿人。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在伊拉克为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工作，因为这实现了我成为驻外记者的梦想，我不必坐在美国某个城市某座写字楼的某个小格子里，写《美国人日常饮食结构》之类的小文章。

　　走出家门，我看到阿兰·恩维耶在等我。阿兰是一名３０多岁的伊拉克人，家中有一个妻子和两个孩子。我以前为意大利安莎通讯社、美国《今日美国报》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等媒体工作时，阿兰就担任我的阿拉伯语翻译，到如今，我们已经合作两年了。在伊拉克这样一个危险而又陌生的工作环境中，阿兰对我的工作帮助甚大。在工作之外，我们也成了朋友，我甚至觉得我们之间有着兄妹一样的亲情。在外出采访途中，每当堵车时，阿兰就会给我讲一些发生在巴格达的趣事，或者讲一讲他的家人，尤其是他的两个孩子，帮我打发无聊的时间。我则经常戏弄阿兰，总是“威胁”说，如果抓住他多看了某个漂亮女孩两眼，回去后就会向他妻子告状。

　　突然，指挥倒车的人掏

　　出手枪，向我们冲过来

　　我和阿兰上了阿德南·阿巴斯驾驶的一辆棕色丰田轿车，直奔杜莱米的办公室。阿德南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巴格达雇的一名老司机，对巴格达的道路非常熟悉，曾经多次和我们一起“冒险”。很显然，这次采访不用冒险，因为杜莱米的办公室位于巴格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区。

　　上午９时４０分，我和阿兰顺利到达杜莱米的办公室，比约定的时间提前了２０分钟。然而，杜莱米的助手带给我们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杜莱米在１０点钟要出席一个新闻发布会，所以不能按照约定接受我们的采访。助手建议我们两个小时后再来。带着失望和无奈，我和阿兰回到了阿德南的车上。阿兰提醒我说，应该打电话确认下一个采访是否能顺利进行，于是我把手机递给了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阿兰，让他打电话确认。

　　阿德南发动了车子。就在这时，停在我们前方不远处的一辆蓝色的大卡车开始倒车，几乎把路全堵死了。卡车旁还站着几个人，看样子是在指挥倒车。阿德南急忙让车子减速，缓缓向前开。突然，指挥卡车倒车的那些人掏出手枪，向我们冲过来。阿德南立即停车，他和阿兰都举起了双手，但是并不怎么慌张，我也是如此。因为在巴格达，如果遇到交通不畅，经常会有一些人拿枪来开路，这样的情景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可能是刚才我们没有刹车惹怒了对方。

　　我们乖乖地举起手，但对方并没有放下枪。他们很快冲到了我们的车前，其中一个身材臃肿、头发灰白的人靠近汽车的挡风玻璃，把枪对准了阿德南。这时，我感到，事情并非我想像得那样简单，我开始感到了一丝恐惧。

　　阿德南和阿兰战战兢兢地下了车。一名武装人员一言不发地把阿兰摁倒在地，然后冲他的头部开了枪。

　　天啊！他们竟然杀死了阿兰！我尖叫着想冲出车外，一名武装人员猛地把我推回到座位上。他的力量很大，以至于我眼镜的一个镜片从镜框里飞了出去，我的脚踝也猛地撞在车门上，疼痛不已。

　　阿德南趁乱跑掉了，那个身材臃肿的武装人员坐在丰田轿车的驾驶座上，其他人都挤到后座上，像三明治似的把我夹在中间。汽车开动了，他们开始欢呼：“圣战！圣战！圣战！真主伟大！”这时我意识到，我现在成了以前在我的新闻报道中经常出现的主角——被伊拉克武装人员绑架的外国人质。我的身体开始瑟瑟发抖。

　　“我们希望把伊拉克女

　　囚从监狱中解救出来”

　　丰田轿车驶到了巴格达西部的郊区，在一座不大的房子旁边停了下来。房子是用廉价的焦渣石块建成的，房子周围是高而密的庄稼。一个面无表情的伊拉克妇女把我带进浴室，让我换上了一套新衣服。随后，那些武装人员对我换下来的衣服进行搜查。他们在我衣服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百元面值的美钞，一名武装人员挥舞着这张美钞对我说：“等你能回美国了，这张钞票就还给你。”

　　我有些疑惑：为什么还要把钱还给我？绝大多数伊拉克武装人员绑架外国人质的目的不都是索要赎金吗？他说要放我回去？这顿时给了我很大希望。

　　换完衣服后，我被转移到另一个地点。那是一座两层的大房子，但里面的房间很小。客厅的陈设是典型的伊拉克风格——两张沙发，一把椅子上放着镶着金边的黑色天鹅绒垫子，角落里放着电视机和配套的卫星信号接收器。

　　房子的主人叫阿布·拉沙，身材高大，看起来是这伙武装人员的头目之一。阿布·拉沙和其他武装人员把我带到楼上的一间卧室，然后通过一名翻译开始对我进行审问。我据实回答了姓名、工作单位以及宗教信仰等问题。令我惊讶的是，他们还问了我携带的笔记本电脑值多少钱、其中是否装有能自动向政府或军方发送定位信号的设备，以及我的家人中是否有人饮酒等问题。

　　然后，那名翻译对我说：“你是我们的姐妹，咱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仇怨，问题出在你们的政府身上。我们希望把伊拉克女囚犯从阿布格莱布监狱中解救出来。我们需要你留在这里一段时间，希望能够以此要求你们的政府释放那些女囚犯。”

　　我知道他说的事。美国领导下的驻伊联军共关押了大约１４０００名被怀疑参与了反美袭击活动的伊拉克人，其中包括１０名妇女。由于阿布格莱布监狱爆出了美军看守虐囚的丑闻，一些伊拉克武装组织便开始绑架外国人质，希望以此迫使美军释放这些伊拉克女囚犯，从而避免她们被美军侮辱。

　　“你就呆在这个房间里，但不要靠近窗户。”那名翻译接着说，“这座房子有一个地下室，里面又冷又黑。我的一些朋友建议把你关在那里，但我说‘不，她是一名妇女’。因此，你不要靠近窗户，否则我们就把你送到地下室去。”我很奇怪这名翻译的语气，好像是他在决定我的命运，而不是他们的头目阿布·拉沙。

　　我感到巨大恐惧，

　　他们可能会杀了我！

　　到吃晚餐的时间了。阿布·拉沙拿给我一盘熟鸡肉和米饭。我有些吃惊——这样的食物在当下物资匮乏的伊拉克，已经能够用来款待宾客了，可我只是被他们绑架的一名人质。

　　看着我吃完后，阿布·拉沙邀请我到楼下和他的家人一起看电视，并把遥控器递给我，让我自己挑选节目。我感觉到了阿布·拉沙表现出来的善意，但又隐约觉得，这些“善意的举动”（包括给我提供不错的晚餐，让我挑选电视节目等），也可能是对我的“测试”，我稍有不慎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和“圣战者”在一起应该看什么节目？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恐怕不宜看新闻，也不宜看政治类的节目，更不能看那些会出现衣着暴露画面的节目。最后，我选择了１频道，里面正在播出美国著名主持人奥普拉·温弗里的脱口秀节目。奥普拉·温弗里的这期节目是关于“人们如何摆脱困境”的。在这个时候看到这个节目，对我来说也许是个好兆头。更重要的是，我偷偷观察了阿布·拉沙和他的家人，他们似乎并不讨厌看这个美国人也爱看的节目。

　　第二天，我一直乖乖呆在那间卧室里。房子周围响着枪声，枪声几乎持续了一整天，其中一些声音很大，似乎离房子并不远。但我不敢靠近窗户一探究竟，因为我记得那名翻译前一天对我的警告。况且，枪声在伊拉克并不是什么“稀罕物”。

　　天快黑时，阿布·拉沙走进了我所在的卧室，他看起来疲惫不堪。“我非常非常累，”阿布·拉沙说，“我同那些士兵打了一整天。”他大笑起来，嘴里发出“格格格格”的声音，像是在模拟某种武器开火时的响声。随后，他坐在床上，低着头，开始叹气。突然，他抬起头盯着我说：“那些士兵就在附近，他们离这里非常近。这是为什么，吉尔？为什么他们会来这里？”

　　听到阿布·拉沙的质问，我顿时感到了巨大的恐惧。噢！上帝！他们一定认为是我通过某种方式“告诉”了美军我被关押的具体位置。他们会因此杀了我！

(责任编辑：李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