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缅怀邓小平的丰功伟绩，历史地再现他在上海的革命生涯和崇高风范，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了《邓小平在上海》一书。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以邓小平在上海的实践为线索，全面地记述邓小平在上海投身革命活动和建国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关心、领导上海各方面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批示。该书对于邓小平从上海出发赴欧洲寻求真理，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解放、接管大上海，倡导开发开放浦东，以及要求上海抓住20世纪最后一次机遇等作了重点叙述。本报特选辑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在中共中央由武汉迁至上海后，为了改变国共合作破裂以来全党涣散的局面，适应党的全部工作转入地下的新形势，中共中央根据“八七”会议上制定的“造就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的要求，对党组织进行了全面的恢复、整顿和重建，并先后在中央常委会下组建了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和秘书处等机构。

　　年轻的中央秘书长

　　秘书处的工作虽然十分繁琐，但却掌握着党内全部机要工作，是沟通中央和地方党组织的枢纽，在整顿和恢复党组织的工作中担负着至关重要的责任。1927年12月，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将这份重要和关键的责任交给当时年仅23岁的邓小平。邓小平在几十年后还多次谈到这一段经历，他曾说过，“1927年底，我第一次当中央秘书长时23岁，也是大官啦”。

　　当时，为了便于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开展革命工作，中共中央提出了“以绝对秘密为原则”，实现党的“机关群众化和负责干部职业化”的要求，中央领导同志之间互不知道他人的住址，并且要不断变换居住地点和姓名。像周恩来这样的重要人物，几乎每隔一个月或半个月就要更换一次住处。

　　据许多中共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回忆，在党中央从武汉迁到上海之后，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中央领导同志之间都互不知道别人的住处，“凡是负责同志到哪个地方去，可以到哪个地方去，不可以到哪个地方去，都要上面决定的。因为秘密工作，最怕发生问题以后受到牵连。”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年仅二十四岁的邓小平肩负了重要的责任。他不仅掌握着所有中央负责同志和各处中央秘密机关的地址，而且每天都要往来于各个秘密机关之间，接待来自各地的秘密交通，处理地方党组织的文件和情报，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一旦稍有不慎，不仅会有生命危险，更会危及中央机关和各级组织。

　　因此，邓小平时时刻刻都十分小心谨慎，就连穿着也特别注意。到租界去的时候，就穿资本家的缎子袍子，穿马褂，到平民住的地方去，就穿工人服装，尽量不引人注意。正如后来邓小平自己所说的，“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的艰苦，那时吊起脑袋干革命。我们没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去过”。

　　对此，邓小平的胞弟邓垦印象十分深刻：

　　“后来我到上海去求学。临走的时候我父亲要求我，说你到上海去找找你哥哥。我到了上海就找吧。那儿情况很不熟悉，语言也不通，熟人也不多，找来找去没着落，结果我到当时的《时事新报》登了个寻人启事，就讲：邓希贤兄，我现在已到了上海，住到什么地方，希望你见报以后来找我。因为那时候，国民党特务用这种方法抓人的也有，登报用亲戚名义，结果你去找会碰到特务。后来据他们讲，他们化装了之后，到我登报的那地方来了解，看有没有几个四川人在那里读书，其中有没有一个叫邓先修。有一天下午，我们四个青年人，都是四川我们的同乡、同学，正在一个小房子里聊天，突然之间进来一个人敲门，就问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个邓先修？当时我想，我在上海没有熟人啊，怎么会有人找我，一下子想到了我登的报，一看这个面孔还有印象，因为他走的时候我只有七八岁，隔了13年了，变化很大，还有点印象。我就看出来了，我说我就是邓先修。他说：好好好，你登了个报我们知道了。你收拾收拾跟我走，马上跟我走。之后他简单地问了一下家庭情况，那时候我母亲已经去世了，我父亲还在。简单地说明一下，我这次到上海来，是来求学的。他说：不要多说了，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现在你赶快回去，立刻搬家，越快越好，不仅你自己要搬，而且你那三个同学都要搬，全部离开这个地方。”

　　在上海的两次危险经历

　　即便如此，邓小平在上海的近两年之中也曾多次遇到危险，其中有两次真可以说是只差毫厘之间：

　　一次是1928年4月5日在上海爱文义路望德里1239号半（现在的北京西路1060弄内）罗亦农的住所。那天，邓小平与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罗亦农接头。办完事后，他刚从后门离开，巡捕就从前门进入罗亦农的住处，逮捕了罗亦农。邓小平出门后，看见前门一名扮成鞋匠的特科同志向他悄悄用手一指。邓小平就知道罗亦农出事了，立刻快步离开。从邓小平离开，到罗亦农被捕，前后只差了一分钟的时间。后来，罗亦农被叛徒出卖，英勇就义。

　　还有一次是在邓小平自己的住处。当时，邓小平与妻子张锡瑗，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住在一起。后来，巡捕发现了周恩来的住处，要来搜查。由于当时特科事先得到了情报，并及时通知了周恩来，因此住在这里的同志都安全地撤退了。但邓小平当时恰好不在家，没有接到通知。当邓小平正要敲门进屋时，巡捕还在屋内搜查。幸亏搜查的人中有一名特科的内线，他故意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机警的邓小平一听门内的声音不对，立刻转身就走。直到半年后，他们连那个弄堂也不敢经过。

　　多年后，邓小平还常常提到这两次危险的经历，“这是我遇到的最大的两次危险。那个时候很危险啊！半分钟都差不得！”

　　坚持革命道路不动摇

　　虽然身上的担子很重，但由于有着丰富革命工作经历，邓小平还是以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将秘书处的各项工作处理得井井有条，为刚刚转入地下工作的中国共产党的整顿和重组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同时，在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以后，邓小平有机会列席党中央的各种最高会议，看到全国各地的工作报告，了解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并参加党的一些重大决策过程。这不仅使他的工作能力有了全面的锻炼和提高，也促使他开始思考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在革命遭受严重失败的严峻形势下，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艰难的选择：要不要坚持革命？如何坚持革命？是继续坚持“城市中心论”，还是探索新的革命道路？

　　对此，年仅二十三的邓小平坚定地选择了后者。通过参与中央的会议和阅读各级地方组织的报告，邓小平认识到，在大革命失败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逆转，反革命势力已经大大超过了共产党领导的有组织的革命力量。在这种形势下，坚持“城市中心论”，把城市工人运动的兴起看作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条件的道路肯定是走不通的。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到，曾担任中共中央工作人员的朱端绶曾对她说，“我们的机关在公共租界，我们这个机关一直没有被破坏，直到1931年顾顺章叛变，我和熊老板才撤离。你爸爸是中央秘书长，经常来我们这个机关，来了呆半天就走，有时只呆一两个钟头，办完事就走。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会议都是在我们这个机关开。你爸爸管开会的议程，头一次开会定好下次开会的时间。常委会人少，在一间屋子里开。政治局扩大会人多，有时两间屋子一起开。你爸爸常在会上发言。有一次他的发言我记得最清楚，就是李立三主张先取得一省数省的胜利，你爸爸反对，说国民党有几百万军队，我们刚刚组织起来，没有武装，土枪土炮的怎么打得赢？”

　　在白色恐怖下，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当时正在江西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毛泽东的报告深深地吸引了邓小平。

　　对于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领导的工农武装斗争，邓小平极为关注，他后来曾回忆道，他在广西右江开展土地革命的一些做法，就是他在上海党中央工作时，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的报告和红四军到上海的同志向中央进行的口头报告中学习的经验。同时，邓小平还迫切地希望能够亲身参与到革命根据地建设中，探索中国革命的出路。1929年夏，他欣然接受组织的安排，告别妻子张锡瑗，秘密前往广西，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这是邓小平的革命生涯中第一次独立负责一个地区的革命工作。

　　原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张纪恩后来回忆道，离开的时候，他们也不晓得，党也不会公布的，只晓得他已经离开了。他们后来还是在报纸上看到邓小平，才知道他到广西去了，是通过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的。

　　在上海喜结良缘

　　1930年1月的一天，奉命到广西开辟革命根据地的邓小平，从广西辗转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后，他首先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了半年来广西革命工作的情况，以及对今后工作的设想。

　　在汇报完工作后，邓小平急忙赶到上海宝隆医院，看望即将分娩的妻子张锡瑗。

　　张锡瑗生于1907年，原籍河北省房山县良乡，与邓小平既是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的同学，又是在上海中共中央秘书处的同事。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两位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于1928年在上海喜结良缘。当时，为了庆贺这件喜事，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等30多名在中共中央工作的同事还特地在上海广西中路一个叫聚丰园的四川馆子办了酒席。据中共中央工作人员郑超麟回忆，那一天，邓小平格外喜气洋洋，大家吃完后，好象菜已经完了，大家还有兴趣菜吃，邓小平又另外点菜，与大家一起分享自己的快乐。

　　婚后，邓小平与张锡瑗的感情一直很好。那时，邓小平夫妇与周恩来夫妇住在一起，周恩来和邓颖超住在楼上，邓小平与张锡瑗住在楼下。邓颖超回忆道，那时候，常常听到楼下那小两口又说又笑。当毛毛向父亲邓小平询问时，邓小平也说道，“那时候都是年轻人，当然又说又笑！”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偏偏孩子难产。孩子终于生了下来，张锡瑗却得了产褥热。虽然邓小平日夜在医院中陪伴、照顾着妻子，但由于医疗条件很差，张锡媛还是去世了，当时年仅24岁。几天以后，可能是由于难产的关系，孩子也死了。

　　但是，广西前方的革命形势已不容耽搁，在大约在1月底，邓小平来不及亲手掩埋妻子和孩子，便又匆匆赶回广西领导革命斗争，但他的心中一直牵挂着这件事。

　　1949年上海解放后，邓小平一进城就去寻找张锡瑗的墓地。因为战乱，日本人又在江湾公墓那里动土修机场，许多烈士的墓地都找不到了。后来，在当时埋葬张锡瑗的中共中央工作人员李强的帮助下，邓小平终于找到了张锡瑗的墓地。当时邓小平和卓琳两个人一起前去查看时，发现那里都被水淹了。于是邓小平叫人把张锡瑗的遗骨取出来，放在一个小棺木中，和当时找到的苏兆征的遗骨一起，都安放在邓小平他们在上海居住的励志社的楼下。不久，邓小平就根据中央的命令离开上海，率军挥戈进军大西南。张锡瑗和苏兆征的棺木，一直放在上海励志社的旧址里，最后于1969年被安葬在上海烈士陵园（现在已更名为龙华革命烈士陵园）。

　　现在，张锡瑗和苏兆征、杨贤江、顾正红等革命烈士一起，安详地静卧在青松翠柏之中，在那朴素简单的墓碑上，镶嵌着她留在世上的唯一的一张照片。

　　多年之后，邓小平仍深深怀念着张锡瑗。据毛毛回忆，有一次，邓小平沉思般地说道，“张锡瑗是少有的漂亮”。

　　来源：《党史信息报》

(责任编辑：李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