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赫楠：《葛红兵海外日记》中部分内容在杂志、报纸发表之后读者的巨大反响，有赞扬的，认为你是新生代作家中少有的能把“思想的提琴演奏得如此美妙”的散文家，许多人把它和你的《我的N种生活》相提并论，认为是游记文学的高峰。

　　葛红兵：不是游记。是日记。

　　金赫南：有什么不同么？

　　葛红兵；我真实想真实地记录一段生活。我并没有到海外去旅游，我是去讲学，也没有很多时间旅游，我只能真实地记录我的生活和思考。

　　金赫南：刚才我说的是好评的一面，也有坏评。尤其是在网上。有的人甚至上升到“叛国”的高度，有的人说你“崇洋媚外”等等。

　　葛红兵：我永远是一个爱国者。我的朋友郝雨说，我是一个爱国者，一点都没有错的。但是，我的爱国和他们的爱国不一样，他们看国外就看他们的短处，用他们的短处来比我们的长处，我呢？我看他们的长处，用来比我们的短处，这样，我们可以学人家，学得好些。我们要学好，不是。

　　金赫南：这样会不会让人觉得你是一个民族虚无主义者？

　　葛红兵：我一个朋友说，要看人有多坏，就看中国人，要看，中国人有多坏，就看我自己。我深以为然。但是，我相信，我这个朋友也是爱国和爱自己的人。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在海外，我时常考虑的问题是：是对西方的反思重要,还是向西方学习重要？这两种思路表面可以相融,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这就是我主张的不要离开中国情境说话,即中国需要什么?那就是我们必须向西方学习！我特别讨厌那样海外的中国学人拿着西方人的职务工资，就忘记了自己是中国人，老是在那里帮助西方人反思西方，而不愿意帮助中国人学习西方。那帮人，我称他们是在海外吃中国的“人血馒头”,他们在那里推销一些中国的古董，比如儒学什么的，一天到晚的“炎黄子孙“，但是一样正经事儿也没有做！”和他们比，谁更爱国呢？我不会崇洋媚外，更不会叛国。我谈日本，谈英国，我会反省，我也想提醒读者，要求别人反省的时候，你自己是否有过反省？真正的爱国，是帮助自己人反省，好好地学人家的好，不是蒙住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让他们活在虚幻的自夸里。

　　金赫南：关键是真实，你就相信你发现的是真实的，真理的吗？

　　葛红兵：这是纪实作品。我用事实说话。如果我不能相信我的眼睛，我还能相信什么呢？我到了海外，在那里，我的耳朵没有被堵住，眼睛没有被蒙住，我的嘴巴也是自由的，我可以随便问、随便说、嘴边看，我相信我自己的观察。《日记》是非虚构的文体。我也希望，读者能对这些东西做反思，我尽量少评论么！

　　金赫楠：我比较喜欢读游记类的散文，因为自己很喜欢游历，但是条件所限去过的地方并不多，所以阅读游记也算是补偿遗憾的一种选择。相信很多读者也都有这样的阅读期待。尤其海外游记，近年来好像成为作家们创作的流行选题之一，从余秋雨的《千年一叹》、《行者无疆》、铁凝的《汉城的事》、素素的《欧洲游记》以及安妮宝贝的近作《清醒纪》好像都属此类。

　　葛红兵：我不希望把我的《海外日记》归为“行走文学”。相对于那些为了写作而出去行走的“文化苦旅”。我的游历是没有目的的。我到新加坡、英国、法国是作为访问学者的工作身份，游历是很自然的休闲活动，我的行走并不是为了写书。游历后的这本书，更是不自觉中形成副产品。只是后来发现，游历过程中写下的思考日记还算有点价值，所以才整理结集。这也是这本书叫“日记”而不叫“游记”的原因。

　　金赫楠：余秋雨的游历散文读来的确给人一种匆忙感，或者就如你所说，他的旅行本身并不是目的，写作才是目的。行走中的景和物在余秋雨的文章中，几乎都不是作为内容出现的，而大都是作为背景、作为引起话题的开场白而出现的。读他的游记散文，我的感觉就是其实这些文章都是可以独立于景物之外的，作者其实早就酝酿好了想写的文章，典型的“山水注我”式的游记。

　　葛红兵：我的海外生活，不能说是“旅游”，更准确地说是一段“生活”。你在我的这本海外日记里面极少会看到奇闻轶事，也没多少用语言描绘的经典风光，虽然配了大量的景物照片。我比较多的是潜心于异国的精神内质，评析日常生活和场景中的宗教、政治、历史、习俗、建筑、风景、人物里的精神和性灵，记录下异国生活本身的“体悟”。

　　金赫楠：作为学者型作家，我注意到你的文字虽然依旧感性与个性，但是却承载着深刻沉重的思考。一个人置身海外，置身于异邦的生活当中，想必会不自觉地对照中国的社会文化生活进行比较。但是这种比较往往容易为先在的成见所左右，因为任何一种比较其实都暗含着预设的标准。我看过很多比较中外文化传统的散文，大都不自觉地就先丢了自家的逻辑，而是按照人家的逻辑为标准，那么比较的结果自然是中国的不如外国的。其实，尽管我们在观念和做法的确有落后于国外的东西，但是我想其实更多的只是文化、习俗上的差别，差别而已，并没有高下之分。

　　葛红兵：自己刚到英国的时候，就像老是要把英镑换算成人民币才能明白物价一样，老是把国外的东西和国内比。后来在国外待久了，才渐渐体会到，不忘记国内的生活就不会真正理解国外。特别是生活表层下隐藏的深层的东西，比如宗教、法律等观念的根底。简单的比较，这能是浮泛的、表面的，真正的比较应该是深入的生活细节，从细节中发现信仰、文化上的差别。余秋雨也做海外游历，但是他的作品和我的这本《海外日记》有所不同，没有真正深入到异国的当下生活中去。

　　二

　　金赫楠：我注意到你的《海外游记》中有多篇关于马六甲海峡的日记今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祭，对此你有什么思考？

　　葛红兵：我曾经把郑和与英国探险家DRAKE比较，也曾经把郑和和马六甲领土上的后来殖民者比较。郑和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他不缺乏任何一种开拓者的宗教信念以及人生渴望，他的到来和马六甲的伊斯兰文化有直接关系。但是，他不是儒家文化的奇迹，郑和信奉的是伊斯兰教，来自回族。他的奇迹不能改变儒家文明本质的安土重迁、内敛保守的倾向，对张扬汉文化的影响力也未发挥太大的作用。今年是郑和远航600周年祭，我们宣传郑和、纪念郑和要意识到这一点。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对郑和远航，东南亚各国的态度是很微妙的，马来西亚对过度宣传郑和远航就有戒备，中国不应该以大国心态来宣传郑和的远航

　　金赫楠：在《海外日记》中，还有很多“颠覆性“很强的看法与想法，比如谈到关于日本的问题，谈到新加坡红灯区的问题，等等。我印象最深的是书中一篇谈到文物在异国保管的问题日记，你居然认为有些东方文物恰恰是因为掠夺而受到了保护，得到了展览，你甚至还反对“文物回购”。这样的观点，难道就不怕会引起读者的不满和误解？

　　葛红兵：这个我是考虑过的。但是，我说那些的时候，是真诚的，是真实的想法。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些想法匪夷所思。比如说你谈到的文物问题。在西方博物馆里看到中国文物，你并没有受辱的感觉，相反会觉得那是光荣的事情，在那一瞬间，你会并不希望国家回购那些文物，而是希望它们就在那里永远展出——它可以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要知道许多人就是通过这些了解中国的。文物属于谁真得很重要吗？重要的是展出啊。我同样希望中国的博物馆也收购国外艺术品，我想到的是，我们在国内见到世界杰作的机会太少了，相比较而言，我们对国外艺术品的兴趣太小，这限制了我们的视野。

　　三

　　金赫楠：《葛红兵海外日记》里有一篇文章专门写到你的上一部长篇小说《沙床》在国内引起争议时，你在新加坡看这件事情时候的内心感受。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网络，甚至是传统的纸质媒体上，铺天盖地的是关于这部小说的争论，赞美欣赏的人很多，厌恶甚至排斥的人也不少。而你当时却人在海外，是有意躲开了这场风波吗？

　　葛红兵：我刚刚完成自己的新小说《股道》，但是《沙床》依然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品。《沙床》饱受争议的时候，我正在新加坡工作，倒并不是有意躲开。有一段时间，我过得很糟糕，因为种种原因，某些争议离开《沙床》这个作品而指向我本人。但是，我从来没有绝望过，我一直对这部小说有信心，因为它真正来自我的内心。当然我也很庆幸我那个时候刚好远在新加坡，远离“主战场”，总算是有一个保持冷静和平和的环境，度过那段日子，也使我学会怎样面对自己的作品以及它所带来的毁和誉。

　　金赫楠：我阅读《海外日记》时印象比较深还有一篇《30以后》，写你关于自己30岁以后的一些人生感想和生命体悟。读你的作品，一直都感觉你的文字和你的人其实离得非常近，近到文字与你本人的思想、性情、人格之间全无遮拦，可以在阅读的瞬间直接感觉到你的穷愁与困苦，坚强与柔弱、欢悦与颓废。文字本身的魅力与作者的思想情感魅力纠结在一起，极具震撼读者的力量。

　　葛红兵：郁达夫曾经说过，每部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当然我知道很多作家是不承认这一点的，还会举出很多反例来证明。我理解郁达夫的这句话，其实是有两层含义的，一是作品里面表现的是作者亲身经历过的事件，是事件的自叙，这样的作品有很多，但的确不是文学创作的全部；还有一层意思，其实是说作品中的情绪和感受是作者自己的，是情绪的自叙，几乎所有的作家都难逃这种自叙，无论他自己是否意识到。我的小说中讲述的故事，并非我都亲身近经历过，但是故事中弥漫的情绪，的确是属于葛红兵的。我大概是能够比较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的作家，所以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我的文字和人离得很近。一个作家从单纯个体出发，对于别人、对于社会其实可能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他的思想与性情，和自己的文学作品结合起来的时候，才会有价值、有真正打动读者的力量。所以我们谈了这么多，还是要重新回到我的书中，我希望《海外日记》能让海外生活自己说话，相信读者能从中读出他们想要了解的东西，对我，对我的那段异国生活。

(责任编辑：王玉晖（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