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三国学者合编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是个好主意。

　　毕竟东亚三国的未来，由区域合作的发展而一体化是大势所趋，这已是三国大多数学者的共识，而一体化的基础之一是达成对历史的共识。即使是仅为促进各民族的互相信任，欧洲国家之间通过共同编辑历史教材，以交流各自历史认识最后达成谅解也是值得仿效的先例。

　　这本以开放的东亚视角叙述历史的教科书的超前意义，或许在一个有趣现象上可以得到反面映证：现在中国不少媒体在讨论这本书时，好像把它理解成日本专用的历史教科书，眼睛全盯在日本会有多少学校采用上，如果是这种理解认识，不如把这教材改成《日本专用东亚三国近现代史》算了。

　　尽管这本教材在日本的确很难被推广，但的确它真的像是日本专用，因为在日本已有9所公立、8所私立采用了这本教科书，采用率为0.3％，——比扶桑社的右翼教科书使用者要多。

　　而在韩国、中国，这本书一开始就是作为课外读物来编写的。但恐怕在中国，连成为广泛使用的课外读物都很难，先不说别的因素，光想想中国的中学生书包已是如此沉重，有什么理由再添一本对高考毫无帮助的课外书？

　　成为日本专用倒不奇怪，因为此书是三国历史学者在争论中达成共识的产物，而三国对近现代史的看法，虽然中韩两国经常就历史问题批评日本，但实际上，中日历史教科书的差距并不算大，倒是中韩两国之间的争论分歧大得多，如果比较整个历史，这种差距就更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中国人恐怕不会接受高丽文明比中国还长数千年的说法，也不会相信唐太宗居然是死于征高丽时的箭伤发作，当然，韩国学生则很难接受甲午战争清军兵发朝鲜是为保护它。

　　《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本该是本引起巨大争议的教科书，譬如，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数据，它采用的是东京审判的20万，但媒体关注焦点全集中在日本人的接受程度上，说明中国许多媒体同行关心的只是日本愿意不愿意接受“教育”，至于接受的是什么教育内容，压根就没打算了解，更何况它还不是给日本人专用的。

　　——这说明中日韩三国学者合编《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是个好主意，但仅仅是个好主意而已，更别说它根本无法在三国成为普适教材。

(责任编辑：李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