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付翀)我们无处寻找金色的麦地去体验守望。

　　但是我们是时代的目击者，目击一代青年迷惘的成长，在没有学会走路的时候就开始奔跑，在没有学会说话的时候就开始歌唱。这是匆忙的一代，文化革命和知识爆炸一天天催促着我们的成长，今天扮演长发青年，明天要学会上网。然而时代不会因为谁的不满而停步，更不会因为谁的愤怒而失去它自己的方向。如果生活是塞林格笔下的麦田，那我们这一代就是在麦田里奔跑的孩子。

　　早在五十年代，做为小说的《麦田守望者》曾经影响美国一代青年的精神，而在九十年代的中国，做为乐队“麦田守望者”并没有想去扮演时代的导航员，在如此各行其事的年代，摇滚乐已经失去了它滋生时所具有的精神力量。因此在我们的“麦田守望者”发表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我们首先该认清他们这个群体并不是什么代言人，他们不过是时代的亲历者，幸运的是他们碰巧因为喜欢音乐走到一起。

　　九四年夏天，当我第一次在北京酒仙桥的民房里看萧玮和苏阳他们排练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自己的作品，也没有自己的方向，大家在狂燥中释放着青春，不求回报。后来吉它手刘恩的加入带来了有关创作的欲望，于是原先的乐队解体，组成了一个没有长发成员的新乐队。

　　有一段时间，新的乐队并没有进入运作状态，萧玮从印刷学院毕业后分配了工作，苏阳也是一个不太踏实的上班族，刘恩还在北工大辛苦地当学生，乐队的经理人简巍正准备毕业论文。我们有空就在一起听音乐，聊各自的感受以及音乐以外的趣事，那时候在音乐方向上他们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想法，就是想做“朋克”(PUNK)。等到九四年入冬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北工大找了一个不错的排练室，也找来了留着长头发的大乐来弹贝斯。就在那个被我们称作“小木屋”的排练室，他们排出了第一首自己的作品《天黑天亮》。

　　刘恩是一个创作力极其旺盛的乐手，他们把发掘灵感叫“挖宝石”，每次刘恩发掘一个音乐动机，就弹着木吉它唱给大家听，萧玮和苏阳来鉴别那是否是可以打磨出来的精品。在“挖宝”的过程中，刘恩有时也会被四溢的灵感搞得昏头胀脑，整出一些令大家感到迷惑的东西，苏阳就会和颜悦色地拍拍他的肩：“我看你还是哪儿挖的就埋哪儿吧。”大家一阵狂笑中，刘恩皱皱眉跟着傻笑两句，随后不定在什么时候又给大家带来惊喜。

　　他们排练的第一首比较完整的作品是《风景》，我记得当时大家把这首没有填词的歌叫“U2”，因为前奏凌利的吉它象极了U2。刘恩那时候在创作上受U2影响极深，而对PUNK这种概念还是由萧玮和苏阳带来的，他们在一起排练过一些西方PUNK年代的经典作品和一些近年走红的新式PUNK作品，在扒带的过程中学习那种表达方式。英国的SEX PISTOL 、THE CURE、THE JESUS & MARY CHAIN 和 RAIDOHEAD，以及美国的RAMONES 对他们有着深刻的影响。在乐队成立初期，他们的音乐中还有一些当时正红的GRUNGE痕迹，象后来被废掉的《身上有汗》就有明显的NIRVANA影子。

　　“麦田守望者”首次公开亮相是在北京一家酒吧，当时虽然受到相当的注目，但是他们的PUNK曲风还不那么容易被喜欢“黑豹”和“唐朝”的乐迷们接受，甚至被人贬得一文不值，这对刚刚组建的乐队来说着实感到了一些压力，大家一度情绪低落，锐气骤减。这样的经历就象是我们青春期那些不可缺少的成长片段，不断地在否定过去的同时对新的发现表示惊喜。北京著名乐评人王晓峰是对“麦田守望者”表示赞赏的第一位圈内人士，而后来“红星生产社”的企宣詹华和摄影师聂筝的掌声却将“麦田守望者”从低落的情绪中彻底解放出来。

　　九五年的夏天，乐队在圆明园画家村租了一间民房排练，那是一段乐队集中整理作品和苦练技术日子，苏阳辞去了工作，每天闷在屋里练鼓，而生活全靠大学时代的死党刘宇周济（这家伙后来成了“红星”的录音师）。贝斯手大乐那时要靠疯狂加班来换取一些倒休时间来排练，刘恩则经常要往返于北工大和圆明园，萧玮干脆以各种奇怪的借口不去上班。现在想起来，那是一段真正的乐队生活，简单而执著。也是这期间，“麦田守望者”开始和“红星”接触，并得到当时已经签约“红星”的老牌乐队“眼镜蛇”乐队的肯定，被她认为是一支“超越了形象和技术的乐队”。的确，他们没有任何摇滚标志，贝斯手大乐也剪去了长发变成了一个乖孩子，而刘恩简洁的吉它演奏更是被一些注重技术的人士称做“不会弹琴”。然而当“麦田守望者”在舞台上将你的激情调动起来以后，你哪里还有时间去想那些形式主义的东西。

　　九五年下半年，“麦田守望者”开始频繁在北京的摇滚乐演出中露面，那日趋成熟的作品和难以抵抗的冲动终于为他们赢得了更多的掌声。在他们的作品里你能够感受到一种鲜活的情感，他们能够唤起你心里那日渐淡默的激情，抚慰你在沉重的生活倍感疲惫心灵。更为可贵的是他们能在保持着个性风格的同时仍旧带给你动听的旋律，因为他们讨厌形而上的摇滚口号，注重真实的表达和音乐本身应具有的美感。当“红星”决定为“麦田守望者”录制两首单曲的的时候，他们已经彻底摆脱了狭隘音乐类型的束缚，不再去考虑我们在做PUNK还是别的什么，我们是否要体现哪一种音乐的特征，一些都已经随着音乐的真实体现记录下来，这就是后来我们从《红星四号》上听到的《无题》和《牺牲》两首作品。

　　九六年八月，“麦田守望者”正式签约“红星”，开始筹划他们的首张专辑，由北京最具前卫精神的制作人张亚东来负责制作。张亚东为乐队带来了全新的制作方针，也为他们提供了很多可参考的音乐资料。磨合了将近一年多，乐队终于在九八年进棚录制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在录音棚度过的两个月比起当初的日子大家相对冷静得多，从编配到歌词都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调整和修改，主唱萧玮更是亲自设计专辑的封套。当我听到专辑的小样，并看到了经过全新包装的乐队形象时，感伤和喜悦在我的血液中凝结。多年来，我一直目睹着“麦田守望者”的成长，感受着他们的悲欢得失，而在音乐中记录下来的岁月，也同样刻进我的生活。

　　记得那些各自彷徨的日子，萧玮在深夜打来电话给我念他刚刚写好的歌词；刘恩每一次弹着木吉它唱给大家唱他新写的旋律；大乐顽皮地策划要抢劫我家的唱片架；苏阳在生活的压力中固执地敲鼓，这一切是该讲给你们听呢，还是让音乐将之融化在岁月里？或许都只是留给我们自己，做为酒后畅谈的话题？也许该象他们的《在路上》当中所唱到的那般“我们没有理想／流浪没有方向／只是梦中的麦田／守着一片金黄”。

　　“麦田守望者”被我称之为“中国最好听的POP PUNK”，&127;这不简单是一句可以印在海报上的广告语，我觉得这应该是一种信心的体现。当英国创造BRIT POP、美国朋克再次复兴的时候，我们中国有自己的“麦田守望者”来加入这个被冠以“新浪潮之新浪潮”的队伍，这多少能给我们这些中国摇滚乐迷一些安慰。那些来自英国异类音乐团体的创作元素，已经被埋进他们独特的音乐风格当中，所以我们不会用“中国的某某”来解释他们，他们就是“麦田守望者”。

　　如果说刘恩是一个天才的作曲，那么主唱萧玮在歌词方面的创作则是一种碰出来的经验，这个大学里整日打蓝球听摇滚乐的家伙，一直想当个鼓手，哪里想到要扯开喉咙唱歌，还要自己填词。我猜他那些打电话给我念歌词的夜晚是很难过的，不知道自己关在屋子里听了多少遍小样才努上几句词儿。歌词凌乱地写在本子上，生活中的一些感受也随之流露出来，日子久了，他也渐渐找到了一种最适合的表达方式，那些看来随意的歌词里充满了机智，活泼欢快的《绿野仙踪》象是一幅稚气无邪的彩色铅笔画；而《自私》则是一种深刻的内省；《顶嘴》和《大闹天宫》传达出这一代人执拗的反叛；迅猛冲动的《牺牲》所描述的是一股警觉而无悔；《节日气氛》如同一部卡通片讲述着那种在“节”难逃的无奈心理；而《MY SUNDAY》则是一页无聊青春期日记。

　　今天的“麦田守望者”经过一番形象设计，确立了一种可以被称作“城市时尚”的造型意识，平凡简洁的装束更具有亲和力，就象我在前面提到的，他们是这一代城市青年的健康表率。98年5月份，他们被邀请代表北京新一代摇滚团体去香港参加由LEVI'S举办的宣传演出，深受当地观众的欢迎，六月初又在北京参加了由“中国音乐网”策划的“北京新音乐势力”中国首次网上直播的摇滚音乐会，受到来自全球各国摇滚乐迷的关注。

　　“麦田守望者”结束了四年漫长的等待，开始真正踏上了旅途，第一张唱片就象是第一个站牌，上面记录着过往的足迹，也展现着遥远的未来。他们的行囊简单，脚步轻松而肯定，在路上我们这群在麦田里奔跑的孩子，会迎着阳光轻轻唱起：如果我有方向／那就是远方／钢铁是怎样炼成／流浪不靠坚强／如果我有枪／我早就上了镗／如果能得到玫瑰／我只留下芳香。

　　以上是我去年在《音像世界》为他们写的一篇文章，其中并没有谈及他们现在的状况，也没有对他们做出的成品有什么评价。就在我组建“新蜂”的时候，吉他手刘恩宣布离开了乐队，我猜是出于一种理想的偏离，音乐方向的各行其路。至于“麦田守望者”今后的发展，我满怀着希望，听他们最近写的新歌，开始走比较低调的路线，情绪有点象JOY DIVISION 。对他们的首张专辑，我心里有点难过，因为那么好的音乐却在做后期的时候毁在了一个不负责任的香港缩混师手里，吉他的失真和鼓点都含混不清，淡化了冲动与猛烈。所以至今我仍旧喜欢他们的现场演出，因为那才是我心里的“麦田守望者”。

(责任编辑：李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