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牛河梁遗址祭坛航拍图。从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间三层祭坛，与北京天坛相似；左边的大墓上积石一层层垒起，有如后世的王陵

    上世纪80年代在牛河梁出土的女神头像，被当时媒体称为“5000年后的历史性会面”。

    赫哲鱼皮熊图腾。中国东北的这一少数民族不少部落把熊当作自己的图腾，赫哲人打猎一般不打熊，如果遇到危险，万不得已，也要把熊头留下，并设案祭祀忏悔。

　　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早已被世界认同。然而龙的形象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却未有定论。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叶舒宪依据红山文化考古研究成果提出，中华民族先民崇拜熊图腾，龙与熊有着直接的关系，龙的身上体现出熊的特征，用熊图腾一说可以解释龙的起源。

　　叶舒宪认为，熊图腾一直在我们的文化中延续，可以为我们打开理解远古神话的窗口。从今年5月的论文，到本月11日河南举行的国际神话学会，叶舒宪已数次阐释了自己的观点。然而，他的这一惊人理论直到现在并未在考古学界引起多大反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指出，熊图腾学说在当前的考古体系中尚缺乏实证，甚至图腾崇拜学说本身也是舶来品。他反驳，如果真要还原说我们具有熊图腾，那上千年来，龙这一意象在中国悠久文化里又意味着什么，熊的意象究竟是如何转变成龙的意象呢？

　　叶舒宪认为，红山文化墓葬中出现的熊状玉器具有神器性质，史前熊作为神庙之中的尊神而受到红山先民的特殊礼遇。

　　红山文化引出熊图腾

　　叶舒宪的观点根源于东北红山文化的考古发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红山文化遗址开始挖掘之后，便迅速以迥异于中原地区文化遗址的文明引起世界考古学界的关注。

　　今年4月，叶舒宪和另外三名学者赶赴红山文化区域做田野调查。叶舒宪认为，尽管红山文化也受到考古学界的关注，但长期以来学界一直将考古重点放在中原，对那片土地并未有太多的了解。根据他对红山文化遗址文物的考察，红山文化存在着一种信仰：熊图腾。

　　其中，红山文化祭祀遗址地辽宁建平县牛河梁女神庙的发掘被叶舒宪看作最有力的证据。庙中除了出土泥塑女神像之外，还同时发现了真熊的下颚骨，以及泥塑的熊头下部残件。

　　此前，考古人员先后在辽河流域发现20余件红山文化时期形似熊龙的玉玦，这种玉雕熊龙是红山文化玉器中最多的种类之一。“在红山文化墓葬中，这种玉雕熊龙更具神器性质，与女神崇拜联系在一起。这证明，史前熊是作为神庙之中的尊神而受到红山先民的特殊礼遇。”

　　“牛河梁女神庙是红山文明最主要的代表，除此，在赤峰地区方圆二百多平方公里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也曾两次发现人工塑造的熊神偶像，而且几乎每次都是熊的形象与女神形象对应。”

　　熊图腾进入了华夏文明？

　　根据叶舒宪的观点，熊图腾崇拜在内蒙古赤峰地区形成了数千年的深厚传统，而内蒙古南部地区又与河北、陕西、山西北部地区相互联系着，“距离内蒙古东南部不远的河北北部有涿鹿县，那正是传说中中华始祖黄帝与炎帝大战的地区。”在地缘上，存在着熊图腾崇拜进入华夏文明的可能。

　　除了地区接壤外，叶舒宪还提出了另一个论据———从上古帝王名号中也可看出熊崇拜的脉络：如伏羲号黄熊，黄帝号有熊。“文化是连着的，古书中的一些记载，没人知道是怎么回事，以为是不值一提的神话。其实那些圣王、先祖们名号中的‘熊’符号恰是对逝去的远古时代的追忆，”叶舒宪指出此前就有考古学家提出过，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与之相应。

　　“更为重要的是，除了在红山史前文明发现熊图腾外，进入文明时代后，这种崇拜还一直延续着。”叶舒宪指出我们在进入三代文明之后的考古发现中，也看到丰富的熊的形象资料，特别是以动物神像雕塑造型的传统一直出现在民间礼俗、丧葬明器、民间美术和出土文物中。

　　商代玉器中发现有坐熊，熊头鸟身的造型。西周玉器中也有大批的熊造型。商周以后的玉雕艺术品中，作为重要仪式礼器而出现的双熊首玉佩，熊龙玦，熊龙璧，以及自卷尾熊抽象到熊龙的各种神奇造型。“新近出版的15卷本《中国出土玉器全集》足可以构成强有力的实物证据，大大弥补文献资料的匮乏。”

(责任编辑：李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