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夫从海里捞起一只魔瓶，无论是欧洲版的瓶子或者是阿拉伯版的瓶子，无论是耶和华的封印或者所罗门的戒印，一旦揭开，跳出来的那位青面獠牙，第一个愿望都是要吃人。

　　幼时每次读这个故事，我都觉得奇怪，魔鬼先生也太不讲理了吧？我哥哥是个聪明的少年，不屑地问：“把你在一个金属瓶子里关上几百几千年试试？”李莫愁在活死人墓里作茧自缚，被压于石棺之中，那片刻生死关头，毒恨天下人，誓言必要为厉鬼击杀天下人，估计心态就和那位郁闷的魔鬼先生是殊途同归。

　　美国人很有趣，在法庭上论证罪犯罪行，一定会把他的家庭渊源、生活背景、童年不幸之类的因素，千丝万缕地勾结起来，几乎所有的侦探小说、心理探索片都指出，一个生活重度压抑的人，犯罪倾向尤其显著，一个童年倍受虐待的人，暴力倾向更为明显。我每次看片子都笑，觉得这简直是另一类歧视，然而读完心理学课程，我转为笑自己：因为这确实是社会科学。

　　中国有两千多年完备的封建统治，人性的压抑、权利的剥夺比任何民族都彻底。压抑是种液态的东西，从政体里渗透到血液里，渗透到每个家庭细胞里，乃至每个人的脑袋里。因此中国人的循规蹈矩、恭顺驯服，就象铜瓶里的魔鬼一样：有封印的时候，他无所作为，没封印的时候，他无所不为。公共楼道里的路灯一定有人掐，公共花坛里的花一定有人偷，只要一进监督力量的盲区，只要确定不会被惩罚，好好先生立即会变身魔鬼。

　　拿历次农民起义为例，从项羽一下坑杀二十万秦军，到火烧阿房宫，到张献忠的七杀诗，诗云：“老子养人如养狗，你偏叫俺不舒服，杀杀杀杀杀杀杀。”到李自成军在北京城里的烧杀抢掠、滥用酷刑，到太平天国列为合法刑法的点天灯、剥人皮，到义和团匪夷所思的狂暴血腥，再到三反五反、文革里灭绝人性的杀戮、武斗，甚至是光天化日下的集体吃人（参见郑义《广西吃人狂潮》），一切之一切都显示出中国人民间力量的突发、无序、野蛮和无法驾御。只要给一个合法的借口，瓶子里的魔鬼一下子会扩张到无限。

　　这个魔鬼是带着显著的烙印的。

　　它懦弱而阴狠。被释放之后，他绝不敢向所罗门王挑战，只会去仇恨没有力量的渔夫，赵葳误穿了军旗，被全国炮轰乃至被殴打泼粪，再三、反复道歉，仍然有狂热者咬牙切齿地不肯放过——反日有很多种方式，为什么没人敢去日本使馆前游行示威抗议？——因为警察会来驱逐，因为举动会被围观，也许还会被反馈到自己的单位学校，即使不会被抓，也多少会影响自己的现实生活、现实利益。即使是一个毫子的利益面前，那些仇日分子，也会止步。即使是无限接近零的风险前，民族主义者也会缩起他们的头。他们只敢于廉价而免费地在网络上倾吐口水，然后抓住一起官方默许、民间通行的事件，来进行集体狂欢。“污辱中国的日本人”——再没有比这更便宜、更好使的靶子了。这靶子即使不会自动出现，强烈的渴望也驱使我们去制造一个这样的靶子出来——因为他们太需要这样的靶子来表现自己了，没有舞台的时候，他们甚至要搭建和臆想一个舞台出来表演！赵薇如此、罗刚事件如此，这次西安事件亦如此。在“爱国主义”的护身符下，他们安全而狂热地表演并陶醉着。——话又说回来，除了这个台子，他们哪里也不能去。除了仇日，他们什么也不能做。就如明末，崇祯怀疑袁崇焕是汉奸，一众大臣一道声儿跟着指控，无他，骂别人是汉奸、根本是件惠而不费、有百利无一弊的事，何乐不为？

　　它狂暴而嗜血。此次西安交大排日事件，再次证实这点。从昨日起在网络上到处转发的要求各地声援西安的帖子可以看出，学生们对冲砸留学生楼，把并非当事人的日本学生拉出来殴打，甚至要打死了再“鞭尸”，而对当日事件的描述一次又一次地夸大，乃至脱离了真实情况，却被当作真相在四处传播的时候，对“砸碎所有玻璃、几分钟就把一个日本人打到在地”津津乐道，这狂暴的热情只让人觉得齿寒。在21世纪里，竟然对无辜杀戮拍掌叫好，并对野蛮报以集体欢呼，那我们这个民族距离地狱，也不算远了。距离文革不过才二十多年，那场血腥的动乱，鞭子最后抽在每个人身上。德国人说：“当他们带走犹太人的时候，我们不说话。当他们带走共产党的时候，我们不说话，当他们带走反对党的时候，我们还不说话，最后他们来带走我了，这时已经没人能为我说话。”义和团在进入北京之时得到了慈喜的饬令，但当义和团的排外已经变成彻底的屠杀平民、并酿成巨大社会动乱之后，最后带来了什么？八国联军。苦难最后依然是平民承受，是中国人自己消化、吸收，并在水深火热中沉没得更深。中国被暴力统治得太久，在血腥里沉淫得太久，带着被阉割者的残暴、驯服和阴毒，一旦有机会，就会迫不及待地以暴力来实践理想、付诸他人。

　　自卑与压抑。多数国人都有一颗敏感脆弱的玻璃心，一碰就碎，风吹也碎，别人站在远处咳嗽一声，它也会受内伤。而最近几年，从一个中日友好的虚幻谎言中走出来的中国人，迅速冲进另一个极端，同在废墟上建国，日本用了二十年就重新崛起，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而中国人近二十年大梦方觉晓，发现自己依然是世界落后民族。我们用于内省的时间并不多，按照西方惯例，人们就该不断置疑政府，置疑执政党——你们到底许诺给我们什么？又实际上给了我们什么？但是现实显然不允许我们这样做，在李慎之未启口之前，自由主义一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官方定论。既然不能质问，那么这沉重的挫败感自然要有个宣泄渠道，政府极巧妙地不断地转移民众视线、转移民众热情，常有民族主义者沾沾自喜地说“ 民心可用”——当人民意志可以被“用”的时候，这还是人民意志吗？妖魔化日本人。并且以攻击这个虚幻妖魔作为挽救民族自尊的稻草。日本伤害中国的重大行径上，民族主义者群情激愤，倍感压抑，但是现行的国家体制，没有正常的伸张民意的渠道，民众亦不可能真正把握国家外交、政治以及所有重大事务的走向，甚至连参与和商榷的渠道都没有。这酝酿的情绪只能积蓄到无厘头的琐碎民间事件上去冲突爆发，因此，情绪外化时，就显现出极端敏感和不可理喻。

　　闭塞和狂信。王小波写过一系列的文字，来论证狂信在我们的历史中是如何大行其道，以及如何祸害无穷。综观历史，狂信在每个民族的蒙昧时期，都非常盛行。圣女贞德被处死之际，尚有大批民众围观并群情汹涌，布鲁诺的火堆点起来时，投掷石块的也不是只有一个人，传播学指出，大众只能信任他们能相信的，信任他们经验里能接受的，并选择他们愿意相信的。但是随着信息传播方式的革命，人们可选择信息越来越多之后，终于学会了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选择，而不是让别人的舌头伸在自己的口中说话。“怀疑精神”具体从什么时候在西方文化中确立的，手里暂时无资料可考，只好说个大概，欧洲文艺复兴之后，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神学的权威在“怀疑精神”面前完结，欧洲人从神甫手里夺回了自己的脑袋瓜。中国的帝王在形式上被打到了，但是专制一天没有结束，我们就得一天共用一个脑筋思考。比如此次西大事件，连续数日的震荡中，显示出政府的无能和反映迟钝，并且已经通过行政命令，要求所有媒体停止对该事件的报道，——典型的鸵鸟对策！网络这么畅行，第一第二第三媒体被封锁，谣言和谎言就会在民间渠道不径而走！“日本人艳舞”的版本越传越离奇，越离奇民族主义者就会越不加思索地接受。象这样的晚会，现场该有照片的吧？把照片在新闻中播出，找目击者重述当时情景，真相很快可以澄清。当事的日本人已经作了解释和道歉（可道歉版本在网络上也在迅速被篡改，用作证明小日本蓄意侮辱中国的证明），在这类风潮中，政府把喉舌自甘封锁，是愚蠢或是故意？是纵容或是闭塞成例？雪藏问题能解决问题吗？掩盖脓创能治病救人吗？或者，政府根本不意欲治疗民族主义狂热病？

　　政府始终认为，民族主义是件好法宝，事实上在多次重大历史关头，民族主义确实挽救了政府。在高压的封印之下，魔鬼可以甘愿成为灯神一样的奴隶，为实现主人的欲望而效劳奔走，但是有日突破辖制之后，灾难性的、毁灭性的后果是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堪承受的。

　　我一度是一个激进的自由主义者，但是正是在目睹了民族主义者的狂暴之后，不得不确立和平是作为体制改变的第一要素。激进自由主义者不断试图号召民众的热情，来自下而上彻底颠覆腐朽的体制，但是却未真正思考过这热情是核能一样力量，任何驾御这力量者，要么成为极端的魔王，要么就被颠覆。我们的国家需要变革，但是必须充分考虑社会、人民所能承受的最大风险。在中国历次暴力革命，最后诞育的都是更加暴力的怪胎世界，军阀混战到专制主义，无尚权力成为世代追逐的中原宝鼎，得者居之。所以我决不相信，利用民众的狂热可以办成什么好事。狂热起来的民众需要奇迹来做安慰剂，而且胃口越来越大，不能创造更多的神话来满足他们，他们就会连主人反噬。西大校方次日即开除了日方三位学生和一位教师，但是学生依然不满足，要求连带惩处晚会举办者和与会校领导。这让我想起五四运动后的北大，学生在品尝到了胜利滋味之后，开始失控，在学校中恣意横行，连学校要求收讲义费也会游行示威，对抗交费。抗日期间，执政的蒋介石政府邀请几位学生代表去南京和政府对话，亦被无理由拒绝。——一旦感受到权力，他们立即乃以为自己是神，巴力门般无所不能。

　　专制世界里的人如铜胆瓶里的魔鬼，封印一去，就会开始魔兽争霸，争夺着成为最大的魔王。而其间生灵涂炭，恰恰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因此，我宁愿选择成为一个温和的自由主义者，艰苦而微弱地发出呐喊，让时间、历史和世界促成一次必然的、必将到来的转变，并渴望及早有更多的思想、信息、和舆论形成开明通达的社会基础，让嬗变的过程最大可能地减轻痛苦。我相信，惟有光明的手可得到光明的未来。

(责任编辑：王玉晖（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