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盖棺定论：予为救国救民计，己牺牲一身，今后还将牺牲子孙

　　他只是一个老官僚，独人班，他所争的重点实在只是个人的权位和荣誉……

　　袁世凯是被脸谱化了的人物，在治史者过多意识形态成见的描绘下，面貌狰狞，一无是处。历史学者唐德刚就说，自民国有史以来，他未见一本、一篇甚或一页对袁有正面评价之书。

　　极端化袁世凯，显然非史学界之幸。唐德刚想给袁世凯这个遗臭百年的人物以“同情之理解”，他的努力体现在《袁氏当国》这本书中。在唐德刚笔下，称帝的袁世凯仍然是一个逆历史潮流的反动派，但他同时认为，袁是“近代社会政袁世凯一生多变，善于政治投机，但其为人行事又多能“勇敢决断”，“变”与“敢为”似乎是袁世凯性格中最引人注意的方面，此一点在其帝制自为一事上则表现得尤为明显。据《洪宪遗闻》所载，1915年夏，北洋重要将领冯国璋觐见袁时，曾试探地表示要在地方上为袁称帝改制作准备，而袁世凯闻言后立即否认，并声称社会上的传言“都是无风生浪的议论”。对于改制问题，当时的袁世凯似乎看得比任何人都清楚，他曾对冯国璋讲：“我现在的地位与皇帝有何区别？所贵乎为皇帝者，无非为子孙计耳。我的大儿身有残疾，二儿想做名士，三儿未达时务，岂能负以天下之重？何况帝王家从无善果，我即为子孙计，亦不能贻害他们。”此段述说，言辞动人，使人觉得袁似乎已经参透人世炎凉，深得做人处世之道。

　　1915年可以说是中华民国建立后的关键年，仅“洪宪改制”一事已经足以影响中国近代历史了。这一年年底，袁世凯终于登上了“皇帝”宝座。有意思的是，据说袁世凯称帝时曾发表演说，称：“大位在身，永无息肩之日，故皇帝实为忧勤惕厉之地位，而决不可以安富尊荣视之。且历代皇帝，子孙鲜有善果，平时一切学问职业皆不自由，故皇室难期发达。予为救国救民计，己牺牲一身，今后还将牺牲子孙。”

　　一会儿要“保全子孙”，一会儿要“牺牲子孙”，足见袁的变化速度。不过，问题的关键还是在对待“皇帝”这个东西的看法上。“皇帝”这个称呼真有些可怕，作为一个文化的象征符号，自其诞生之日起，便与国家的治乱兴衰联系到了一起。“天育蒸民，无主则乱”，国不可一日无君，说的是国家没有这个“皇帝”，不行；“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说的是“皇帝”多了也不行，多了就会打得不可开交，老百姓就不会有好日子过了。“皇帝”这玩意像诱人的美味，吃不着，闻一闻也过瘾，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可胜数。隋末，宇文化及弑炀帝后，旋即自败，但在他绝望之余，仍不忘“人生固当死，岂不一日为帝”的愿望，曾“即帝位于魏县，国号许，改元天寿，署置百官”。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很多，过把皇帝瘾就死，也成为中国的一种传统，不仅仅影响中国历代政治，也深深影响和支配着中国人的观念。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清末民初的那段国人观念变迁史，现代人应该如何评价？还是应该把它放在中国历史发展全局之下，传统文化和国人固有专制观念的羁绊，可能是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思想基础之一。

　　做皇帝的感觉可能很像吸毒的感觉，很多人明明知道它的危害，但是就是没有办法戒掉。“且历代皇帝，子孙鲜有善果，平时一切学问职业皆不自由，故皇室难期发达。”袁世凯看得一点没错，纵观中国历史每一个王朝灭亡，其皇室亲贵可得保全者寥寥可数，不止一个末代皇帝曾发出过“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帝王家”的慨叹！袁世凯一生，一妻九妾，多子多孙，从中国传统家庭观念来讲，他不可能不为子孙的未来着想，所以有“我即为子孙计，亦不能贻害他们”的考虑。可是一旦面临选择，过一把“皇帝瘾”又往往胜过“为子孙计”。

　　袁伟时先生曾经说过：袁世凯复辟帝制是践踏宪法、背叛民国的罪行，但他在民国初年的经济领域却颇有作为。曾起用周学熙、张謇等内行人主管财政和工商行政，做了不少排忧解难的事。例如，为鼓励制造业和加工业各民营公司，由政府出资建立保息制度；对颇为大宗的土布免征厘金，等等。依靠各地商会，充分听取工商业家意见，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规，完善了市场机制。纠正清政府混淆垄断与专利的错误，取消创办企业动辄给予专营权若干年的规定，专利只给予真正的发明创新，从而促进了自由竞争。整理和健全财政税收制度，整顿金融秩序，收回各地乱发的纸币，统一铸造银币，奠立了统一币制的基础。（大意）如果从此处着眼，袁如果能以民国大总统善终，其背负的历史骂名可能会少一些。

　　1915年的“洪宪帝制”对袁世凯来说，是一个定数，是他一生的败笔，但是袁氏王朝注定的失败，却换回了袁氏家族的保全。现在袁氏后人或生活于大陆，或寓于海外，亦于各界有所成就，袁氏若地下有知也可欣慰了。

(责任编辑：李岩)